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11(2015)1-0029-06 科举制度的废止是清末新政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型的必然选择。其不仅解开了禁锢士人1300多年的思想枷锁，更在推动新式教育发展过程中酝酿了政学分离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现代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开始凸显。科举制的革废肇始于洋务运动中新式教育内容的引进，戊戌维新中八股取士形式的废除打开局面，在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中则达到高潮。在这种认识基础上，本文拟从学校中儒家意识形态绝对地位的失守、政权内部新式人才主政导致传统官僚的相对边缘化以及科举废除进程由专职政客推动转为专司学务大臣领衔这三方面，窥探政学关系的变化，并追述引起这种变化的动因，以为我们追溯民国时期“教育独立”思潮的产生提供新的方向，为正确认识现代教育主体意识的发生提供新的背景。 一、“政学合一，政高于学”的传统教育体制之形成 自国家产生，阶级社会开始，教育便充当统治阶级的话语，成为了国家的重要统治手段。教育带有严重的工具性政治价值取向，而“政学合一，政高于学”八字则是对我国专制王权统治下政治与学校教育关系特点最精炼的概括和总结。任何制度的形成都绝非一蹴而就，我国传统教育体制的形成也赖于先秦“学在官府”的历史遗风、汉代以来儒学一统的思想格局以及隋唐以后科举的深入人心。 (一)先秦“学在官府”的历史遗风 教育既是文化的构成要素之一，又是文化得以形成的重要动力。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变迁，教育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又塑造了多样的文明形态。端赖于夏、商二代学校文化的影响，西周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建立了从王都到地方的比较完善的学校教育制度。奴隶主阶级掌权下的西周社会，奴隶主不仅完全占有生产资料，亦完全垄断了全部学术文化。正如章学诚所言：“理大物博，不可殚也，圣人为之立官分守，而文字亦从而纪焉。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1]尽管春秋战国时期王室衰微，学术下移，但“官师合一，政学一体”的风气却并没有因百家争鸣时代的到来而彻底消退。相反，随着私人土地数量的增加以及财力的扩大，大批人民摆脱了井田制的束缚，新的社会关系和政权正孕育于旧的母胎中。“官师合一，政学一体”风气的遗留为后世我国传统教育格局的形成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 (二)汉代以来儒学一统的思想格局 春秋战国时期，虽然诸侯争霸造成了社会的动荡，但却推动了百家争鸣时代的到来，为各派学术思想的兴起和繁荣营造了相对自由和民主的社会氛围，而这时作为显学之一的儒学也吸收了诸如法家等学派之所长，得到了很快的发展。但暴秦一统之后“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政策却致使这个思想活跃的社会被暂时凝固，儒家也不可避免地遭受了“坑儒”和“焚书”的重创。但儒者并没就此消沉，而在暗地里等待着重现辉煌的时机。终于，汉代初建，异族入侵，社会百废待兴，王道兼杂霸道的儒家大一统思想与汉武帝的理想完美契合。又因为汉承秦制，大汉政府为了证明其政权存在的合理性而必须从神学上寻求依据，董仲舒“天人合一”的思想有效地满足了统治者的需求。从此，儒学取得了独尊的地位，并被确定为官方意识形态而影响了整个封建社会。学校教育咸以儒家经学为尊，但儒学一尊思想格局的确立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思想学术的庸俗化和教条化。谶纬之学的兴起使得读书人丢掉了作为学人所应具备的基本品格而去迎合统治者，士人已被束缚在政权的统治之下。即使是汉代佛教的传入和东晋道教的兴起，也未能从根本上撼动儒家一统的思想格局。 (三)隋唐以后科举的深入人心 科举制度的出现则使政学关系变得更为紧密，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管理体制以及士人价值取向都深深地打上了统治阶级的烙印。官学是扩充政府统治队伍的主要来源，儒家经典则是科举考试的唯一内容。社会人才的养成大多依赖于学校教育，而学校所育人才又以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出身致仕为贵。这种社会文化氛围造就了社会“仕学”合一的心理惯性。由此，政府、科举、教育这三大社会要素，以政府为中心，以教育为先导，以科举为手段，相辅相成，共同促进和保障了封建社会制度向前运行。宋明理学的出现，八股取士的施行，以及清代书院完全官学化，则将士人彻底禁锢于以仁、义、礼、智、信为精神内核的封建意识形态所筑造的牢笼中。学校教育完全成为了封建政府的官僚养成场所，除了训练学生登科入仕之外，则只负有教人识字以及推行社会教化的简单任务了。正如李兴华所言，中国传统教育格局有两个特征：“一是高度的政教合一，教育政治化”，二是“以儒学作为学校教育的唯一知识范围和道德准则”。[2]概括而言，中国传统教育的政学关系即表现为“政学合一，政高于学”，学校教育完全处于封建政府的控制之下，士人完全成为封建政权的奴仆。 二、晚清科举革废中的政学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