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传统的经济理论，只要存在完全的竞争和充分的市场，交易者就能实现最有利的交易结果，资源就能被有效地配置，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最终就是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是说，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对经济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据此可以说，制度和法律是外在的，或者说是保护充分竞争的工具。这样，市场的运转被假定为完全无摩擦的过程，而且人们为达成交易而寻求信息的费用也不存在了。但是，撇开交易费用和信息费用，就难以理解交易过程本身。因为任何一项交易的达成，都需要了解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信息，进行合约谈判，对合约执行予以监督，等等。这些费用不仅存在，而且有时高得使合约难以达成。正是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才产生一些用于降低这些交易费用的不同的制度安排。进一步追问，是谁在从事这样的制度安排？可能是交易双方，也可能是第三者。但是，无论是交易双方还是第三者，都可能因为监督的成本太高而无法达成有效的制度安排。这样，最为权威的制度安排只能来自国家，国家是交易规则的最终制定者。 但是，国家也不是绝对的中立者，统治国家的是人或者集团，因此统治者的第一个目的是实现自己租金的最大化；同时，与其他组织比较，国家的中立性又多一些，因此国家或统治者的第二个目的是实现社会产出的最大化。这是一种悖论：统治者私利的最大化无疑会降低社会产出；社会产出的最大化最终会有利于统治者，但是却可能妨碍统治者看得见的利益，因此统治者有时会采取不利于社会产出最大化的政策而保护自己的利益。这种利益冲突的强弱，直接决定了历史上国家的兴和衰。[1] (P24-25) 沿着诺思提供的制度变迁理论和有关历史线索，结合新近对诺思已经研究过的国家的最新研究成果，我们相信，经济绩效取决于产权组织是否有效，而产权的背后是国家和政治制度。简单地说，政治的形式之于国家的兴衰至关重要。（注：有关制度范式理论，参见杨光斌：《制度范式：一种研究中国政治发展的途径》，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3)；《以制度为中心的历史发展观：现代化研究的新视野》，载《大国》(季刊)，2004(2)。）中国和西方几个前现代化国家的历史验证了这一命题。 一、为什么资本主义在明清失败？ 在明代的中后期，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按照一般的社会进化理论，这种新的经济因素会逐渐成长壮大，最终形成一个以资本主义经济为基础的强大的资产阶级，并发生资产阶级革命，从而将中国推至资本主义社会。但是，历史并没有沿着这样的路线走下去，明末清初的资本主义萌芽最终的命运是胎死腹中。这就需要我们重新认识历史，并重新审视认识历史的传统理论。 什么是资本主义？把雇佣劳动视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观点。雇佣劳动自古即有，但是只有雇佣劳动者达到一定的数量时，比如10个人以上，才称得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据此判断，在明代中后期，在江南和东南沿海地区的不少生产部门，都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其中丝织业、矿冶业、棉布袜制造业、榨油业等最为明显。有意思的是，正是在这些经济最发达的行业和地区，却爆发了多次的民变。我们将会看到，资本主义萌芽地区的民变经典地反映了专制制度下的政治与市场的关系。 万历皇帝明神宗贪得无厌，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他往全国各地派出大量的宦官作为他的矿监和税使，将开矿或抽税的所得据为己有。仅用三年的时间，派出了几乎遍布全国的矿监税使，可见明神宗是怎样迫不及待地搜刮钱财。矿监税使往往狐假虎威，恣意妄为，任何敢有异议者都以刑事问罪，因此，矿监税使事实上可以无法无天、作威作福。不仅如此，矿监税使所委任的随员多为“奸民”、“亡命贱流”，即流氓无产者、“罪谴官吏”，他们乘机大肆中饱私囊。这样，矿监税使派出以后，很快便形成了对全国各地的一场“群虎百出，逢人咆哮，寸寸张罗，层层设阱”式的大肆掠夺。[2] 这种掠夺事实上是最高统治者依仗其政治权力而对民众的直接抢夺。 因矿监税使的掠夺而对手工业带来最严重破坏的是在苏州地区，税使在苏州的掠夺直接导致了苏州织工的民变。除苏州的民变以外，还有临清反对太监马堂的民变、湖广反对太监陈奉的民变、江西反对太监潘相的民变、辽东反对太监高淮的民变和兵变、云南反对太监杨荣的民变和兵变、福建反对太监的兵变。参加民变和兵变的人员，包括城镇中的工商业者、手工工人、小商贩，由诸生、举人、乡官组成的乡绅，及其他城市居民、士兵和军官。在上述民变中，工商业者起着相当大的作用，这既表明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对于政治生活的影响，同时也说明在权力压榨下的新的社会力量是如何的举步维艰并最终铤而走险。 这种现象与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革命相吻合，英国、法国和墨西哥的资本主义革命，都是爆发在资本主义经济快速成长的时期，是因为旧的政治制度约束和阻碍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新生的资产阶级力量揭竿而起，建立起保护自己产权的政治制度。但是，在权力主宰一切的社会里，国家力量是如此强大，新兴的资本主义力量是如此弱小，根本无法与既定的强大的国家权力相抗衡。资本主义力量的脆弱性以及由此而来的软弱性，在以后的几百年里依然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