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哲学的衰落与复兴 肇始自苏格拉底的政治哲学是哲学的一个特殊分支。政治哲学不仅追求知识而且追求德性，不仅追求德性而且追问德性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因此，它是一种关于人类应当怎样生活的智慧。它的目标是对政治事物进行善恶之别、好坏之分的价值判断，对政治事物的内在本性进行形而上的反思。可是，19世纪以后，随着自然科学日益突出的成就，其方法论原则也日益渗透到各个知识领域并逐步占据统治的地位。这就使以探讨政治事物的价值和意义、追问政治事物的内在本性为目标的政治哲学陷入了知识合法性的危机。科学主义的知识论原则不承认政治哲学的合法性。根据这种知识论原则，只有关于经验事实的知识才是真知识，因此，对政治问题的科学研究只能诉诸事实而不能进行价值判断，更不能诉诸形而上的思辨。也就是说，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探求真理，而探求真理就必须遵循价值中立的原则，必须以可证实的经验事实为依据，而不能以价值判断或理性思辨为依据；政治哲学的价值判断和形上思考阐述的则是一些规范性命题，既无所谓真也无所谓假，它们不仅不是认识真理的有效方式，而且会妨碍人们对政治问题的真理性把握，因而现代政治科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革除这些附加在人类知识中的“赘物”。自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60、70年代，政治科学的研究经历了从政治思想史家们称之为“传统主义时期”到“行为主义时期”的发展，虽然这期间政治哲学的规范性问题始终未被完全排除掉，但实际上政治哲学的衰落与危机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政治哲学的危机只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强大的科学话语面前整个人文话语的衰落。正如19世纪末的英国学者梅尔茨在总结这一人类知识原则转变时所说的那样，“科学据说是精密的、实证的和客观的，它同那些不精密的、模糊的和主观的其他思想相对立。科学据说用确定的、直接的和一般的术语传达其结果或观念，而有一个很大的文学和思想部门则以不确定的、象征的和间接的表现方式运动。科学声称立足于清晰和精确的知识，因而与其他立足于意见、信念和信仰的思想领域相对立。”（梅尔茨，第61页）梅尔茨指出，19世纪中叶以来，这种科学主义的知识原则首先在法国，然后在英国，最后在德国日益渗透到学术研究和大学教育之中，并成功地将与之相对的宗教和人文话语驱逐出去，形成了科学主义的一统天下。政治哲学在19世纪以后的衰落与危机实际上从属于知识观的如下演变过程：开始是人文话语与科学联手铲除宗教观念，接着就是科学主义的知识原则对人文话语的放逐。在人文话语被科学话语所替代的同时，政治哲学也就被作为科学的政治学和行政学所替代。 近代以来，以经验理性为基础的实证主义知识原则不断扩张并取得了节节胜利。它不仅建立了现代的科学体系，而且建立了整套的现代知识观和以这一知识观为基础的世界图景。这种结果的一个方面是，原本试图通过哲学而获致知识的完整性和统一性的愿望遭到了重创，甚至被抛弃。各门具体科学在相互隔离的知识领域中进行着日益细化的知识积累，具有各种不同专业知识的科学工作者在日益专门化的分工中进行着几乎各不相干的劳作。在这些劳作中，人们得到的是一个破碎化了的生活世界。这种结果的另一个方面是它所导致的“社会的技术化统治”和“技术统治的意识形态”的形成。在一个被充分技术化和“合理化”的世界中，经验理性正在以新的物化方式塑造着个体和社会的生存个性，塑造出一个高度理性化的生活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一切超越性的关怀和价值性的诉求，均因其不可与实证知识相通约而被贬斥为“非科学的”或“非理性的”，被排除在“合法知识”之外。世界的技术化统治说明，想要克服意识形态的经验理性自身已经变成了一种独大的意识形态，想要排除非理性的实证性知识自身已经变得恣意狂妄。怎样在经验与理性、真理与价值、实然与应然之间保持一种张力？怎样既使现实世界接受生活意义的指引，又使理想世界接受经验理性的限制，从而避免它们在世界秩序建构中产生单一性的膨胀？对于这些困惑，当代人只能重新求助于哲学，因为在宗教信仰的权威被摧毁之后，只有哲学仍然担当着知识之完整性和统一性的责任，守望着人类的应然价值。在当代复兴的政治哲学正是在人们对哲学的这种期望中重新登场的。 纵观当代哲学史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后半期以来，政治哲学问题的讨论正日益成为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成为当代哲学一个新的栖居地。无论是列奥·施特劳斯对古典政治哲学问题的沉思所引发的争论，还是罗尔斯对正义问题的辨析所导致的政治学研究的革命性转向，或是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对峙所引发的重新审视伦理学的基本问题的兴趣，都超越了以经验理性为基础的“精确的政治科学”的范畴，形成一种以考察政治事物的本性与政治事物的应然目的为内容的研究领域和致思进路。这种正在复兴的政治哲学因其不同于第一哲学和其他领域哲学的问题域，而成为一个特殊的哲学领域，也因其研究问题的方式区别于科学主义的知识原则，而成为一种研究政治问题的独特思路。 当然，政治哲学的思考方式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因而，政治哲学的当代复兴并不意味着传统政治哲学的直接复活。例如，政治哲学中的根本问题之一是对“政治是什么”的问题的追问，但是，追问政治是什么的问题有一个方式问题，即思入此问题的路径的问题，而这一方式或路径在不同的时代里是大不一样的。在古代，这一问题是一个可以被直接谈论的本体论问题；而在当代条件下，当传统的形而上学已经遭到持续而有说服力的批判之后，对这一问题不再像古代哲学一样采取一种直接性的态度，将其作为一种直接的本体论证明去对待，而是将其转换为一种限定和澄清思的条件的思考。当代的分析哲学其实就是通过对语言和逻辑的分析而澄清思的条件，澄清人们可以在何种意义上以及在什么语言条件下谈论这一问题。罗尔斯对公正、正义的分析因循了古代政治哲学中的基本问题，因而他的《正义论》的问世被看作是政治哲学在当代复兴的标志，但他却是在接受并利用了当代分析哲学成果的基础上构造其政治哲学体系的。他的正义问题研究虽然冲破了20世纪以来伦理学研究中的形式主义倾向，强调研究实质性道德观念在政治哲学中的中心地位，却不再以预设一个当然的道德结论为起点，而是力图避免古代政治哲学的这一独断论的思人问题的方式。他非常清楚地知道，政治哲学的研究必须时刻站在现代哲学所构筑的语义和逻辑分析的方法论基础之上，通过对语言和逻辑的小心分析和对不同道德观念的反思平衡得出结论。也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他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对正义、公正之思之条件的澄清。和古代政治哲学家一样，罗尔斯的这种公正、正义“是什么”或“应当是什么”的研究，是对政治观念的善恶判断和应然态度的哲学反思，可是，他却完全是以现代哲学的方式阐述这些问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