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知识变迁来解说政治变迁，是知识政治学的一个基本研究方法。早在清末就有不少学者从学术竞争力、知识竞争力的差异角度寻找过中西方近世文明兴衰的根源。他们认为“泰西何以强？有学也，学术有用，精益求精也。中国何以弱？失学也，学皆无用，虽有亦无也。”（注：贯公：《振兴女学说》，《开智录》，1901年3月5日。）国学大师梁启超更是直言“天地之间独一无二的大势力，何在乎？曰智慧而已矣，学术而已矣。”（注：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梁启超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第215页。）这是一条把学术、知识和文化视为影响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的理路，后来成为推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大思想资源。然而，“五四”之后，知识之维的解释权完全被经济之维、阶级之维所取代了。上世纪后半叶，西方后现代主义为挑战启蒙运动理论范式的解释霸权，树起了“创新知识—解构传统—建构多元”的理论范式。尽管后现代理论的诸多方面仍受到质疑和批评，但它无疑是对经济的、历史的“元叙事”方式的冲击。（注：[美]史蒂文·塞德曼：《有争议的知识——后现代时代的社会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89页。）本文选择晚清译书业的兴起和发展作为观察传统政治转型的切入点，正是透过知识变迁来理解政治变迁，以补足“经济—政治”、“阶级—政治”等研究范式的尝试。晚清译书业的兴起和发展不是一种简单的文化发展现象，而是传统政治在危机面前对知识领域的吁求。从晚清译书业主体、内容及目的的转换中，可以窥视出我国传统政治转型与知识转型间的互动逻辑。 一、知识权力化社会：我国传统政治转型的逻辑起点 要把握中国传统政治变迁的逻辑，不能不从中国传统社会的性质特征谈起。人们熟知，古典经济学家曾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依据把中国传统社会概括为东方型社会的典型，认为在传统中国支配社会发展的力量是水利—农业—经济。韦伯批评这种分析方法是把“经济的”、“由经济决定的”以及“与经济有关的”因素混淆了。他从寻找传统中国社会的中轴结构中，发现“中国是官僚体制国家的样板之一”，支配社会发展的力量是“官吏的成长制度”和“行政手段”。（注：参见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其他更为人熟知的说法还有自给自足社会、专制社会、儒教社会等等。可谓见仁见智。但从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的确立和依赖路径看，更应该将传统中国视为知识与权力密切联姻的典型，即知识权力化社会。也有学者把它解读为一种“知识政治化”与“政治知识化”高度统一的社会。（注：刘建军：《中国现代政治的成长——一项对政治知识基础的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0页。） 所谓知识权力化社会是对我国自魏晋门阀社会解体、隋唐科举制确立至清末1300多年来逐渐形成的以掌握知识（获取功名）作为社会配置政治权力的基本制度的概括。其主要特征表现为：（1）传统中国皇权的合法性不像西方那样由人格化的神来赋予，而是笼统地表述为“合乎天，顺乎民”，因而有赖于知识阶层来解释。政治层面有着强烈的知识化需求。（2）臣民普遍以孔孟倡导的“学而优则仕”为求知动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天下读书人最理想的归宿。而朝廷也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作为向社会分配政治权力的指导思想。知识与权力的紧密连接在朝廷和社会各阶层间都达成了普遍的共识，知识阶层更有政治化的追求。（3）朝廷以科举制为核心，配附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法律及社会特权，将读书人罗致其中，为知识权力化社会的维系提供了制度支持。（4）尽管朝廷有多种选官进仕的途径，但朝廷和社会各阶层间均以读书科考为入仕和晋升社会地位的正途，使知识权力化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 传统中国的知识权力化性征与西方社会传统中的财富权力化属性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分析西方传统社会的变迁，理应把土地、资本、财产和贸易等经济性要素作为核心变量。但在传统中国，虽然对土地的占有是重要的，可它不构成分享政治权力的基本依据。比如，绅士不论作为民间社会的一员，或是朝廷官员管理社会，其权力都因他们的学衔所表现的资格而获得，“一个绅士即使没有土地也可拥有很大的权力，而没有绅士身份的地主却无这样的权力。”（注：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导言），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因此，在知识权力化社会背景下，思考中国传统政治转型问题，仅仅抓住经济成长和阶级分野等因素，说服力就不充分，还需探讨知识和政治的互动逻辑，特别是旧有知识应对政治危机的能力，以及知识阶层与当局的关系。通常情况下，当传统知识足以应对政治危机的挑战，从而维护传统政治的合法性时，知识阶层与当局的合作关系会存续下来，知识转型和政治转型都不会有动力。中国传统社会长期的超稳态正是在儒家德性知识特有的应变力和知识阶层与当局的密切合作基础上取得的。但当传统知识不足以化解政治危机时，知识转型就会浮出水面，这将从根本上动摇知识阶层与当局合作的原有基础。因为，要么知识阶层与当局都完全接受新型知识，进行脱胎换骨的革新；要么知识阶层与当局分道扬镳，传统政治完全被新知识阶层抛弃，两种情形都将引发传统政治的转型。质言之，全新的政治危机击溃传统知识所能达到的应变力是传统知识转型的起点，而知识转型的成功与否又是政治转型成功的关键。所以，时人在目睹了晚清洋务、维新和新政诸法之救亡落败后，翻然悟出“学战”重于“商战”和“兵战”，惊呼“今日言兵战、言商战，而不归于学战，是谓导水不自其本源，必终处于不胜之势”（注：张继煦：《湖北学生界叙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一）上册，三联书店，1977年，第436页。）是情理之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