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92(2008)05-0032-07 历史，有时模糊，有时又极端清晰。孙中山《建国大纲》规定，训政六年，因此阿拉伯数字“六”似乎就成了中国国民党党治的宿命。几乎所有的中间阶级都在训政六年后，展开声势浩大的宪政呼吁运动。尽管理性的政治学家清醒地看到中国实行宪政的实践基础和政治条件尚不成熟，但是，“六年限至”似乎为宪政发动机增添了新的燃料和动力，学者们呼吁从低级、初级、狭窄处、少数人逐步开始宪政。政党制度作为现代宪政制度的基本结构，自然是改革的首要对象。因此一党专政的党治顷刻间化为浮云，宪政政党制度讨论浮出水面。 训政效果与人心思变 训政是国民党党治原则实践的重要阶段。训政失败断送了党治理论在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可行地位。然而，理性的政治学家不免追问：训政失败是中国政治的必然结果，还是作为政权党自身原因所致？如果是后者，则中国是否有政治力量能够比国民党做得更好？若没有，则说明党治失败为中国政治必然结果，而不是某个政治集团之原因。同时，党治之失败，是国民党自身原因所致，还是民国政制内部原则冲突所致。倘二者都应当对党治失败负责，则说明党治原则自身也许不错，只是实行党治的政治集团和政治制度难以负担使命。由此，需要更换新的政治集团，改革政制。 训政失败是经验事实。钱端升在应当结束的训政期之后十年——即1945年——还不得不承认，“实际上，各省县训政工作，以种种原因，迄今未能告成”①。故而批评训政也是情之所至。训政失败的责任是否应当由垄断政权的国民党单独担负，政治学家争论不休。抛开感情因素，谢持平认为“外敌的侵凌，世界经济衰落的波动——姑置天灾的流行和匪祸的蔓延不说。它们是训政不能完成的原因，却不能说训政造成了它们”。再者就训政本身而言，“就使没有上述人力和环境的原因，训政也不是在短短的几年里面所能完成的”，故而“过去几年中训政所遭遇的困难，其实不仅不足以作为‘结束训政’的理由，反而说明了‘开始宪政’将会遭遇更大的困难”②。蒋廷黻进一步指出经济破产，第一原因是生产力薄弱，第二原因是连年内战，第三原因是近年世界经济恐慌的波及。显然，只有第二个原因，即内战因素直接与国民党有关，但是内战并非国民党政治之产物，而是近代政治的延续，“一党训政时代的内战就是北洋军阀时代内政的续演，而整个中华民国时期的内战又是历代鼎革以后内乱的重演。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内战是我国旧文化的遗产，非那一人一党所能负责的”③。相反，蒋氏国民党在训政期中还是作了很多的成绩，“自国民党成立以来，其所主张之撤废不平等条约，打倒帝国主义，其当初之动机，纯与不纯，当与不当，固当别论；然倡导已十数年，现今之中国青年早已具为信念”。所以，训政失败并非完全归咎于国民党，中国近代政治内在的混乱与冲突遭致训政不可能迅速成功。 但是，国民党应当负起相当的责任。从某个角度说，训政失败也是国民党党建的失败。蒋廷黼比较研究了中国国民党与德国国社党的党治。蒋氏指出，两国一党专政理论及其政党形态均来自苏俄，但是“德国的党与我们的党，在模型上虽是兄弟，在精神上及力量上简直有天壤之别”。“在德国，国社党是个大有力的发动机，在我们这里，国民党的党员都不好意思的公开的承认自己是党员，至于发动政治，更谈不到了”。因此“必须承认国民党及其党员的毛病是全中国的通病”，此决非“换一党，改变组织，甚至于停止训政”所能解决的。所以，他坚持对现有政党进行改造，而不是引入新的政权力量。 历史不容假设，但是民国政治学家却经常假设中国是否有政治集团能够代行国民党的职权呢？“假设不是国民党当国，是国民党以外的政治集团，政客，或所谓‘好人’当国，遭遇这样复杂凶恶的国难，我不相信他们的应付一定会比国民党好”④。谢持平更指出，政治批评者最大的缺点在于“把实施宪政看做一件简单的仪式，以为只要白纸黑字的宪法一公布，国民党一声宣言放弃政权，中国便成为宪政的国家了”。“我们不妨假定今年六中全会和五全大会的结果，竟决定了结束训政，公布了宪法，并且放弃了政权。然而我们能得到什么呢？我们能想象全国各县的自治组织都能在短时期内健全地成立起来，运用起来吗？我们能担保各县人民在选举国民代表的时候，不至于不会写被选举人或他们自己的名字吗？我们能够预言贪污土劣之不操纵把持地方自治组织吗？类乎组织东亚经济协会并且发表了日本式宣言的名流们，会不起来组织个把政党玩玩吗？我们又能担保他们的政党不会有一天握上政权吗？多少雌伏着的军阀们，我们能担保他们不乘机活动活动，连这仅有的不完全的统一局面也给砸坏了吗？我们是实行过宪政的，然而经验却告诉我们，没有相当基础的宪政，不仅对于国家没有帮助，而且会造成国家无政府的局面”。显然，民国政治学家认为，更换政权领导人对于中国政治并无裨益，只是重新回到政治起点，重复过去的惨痛历史，“反蒋者如想他们的事业一成功，外患就自然而然的会停止，这是作梦。或想就是不停止，他们一得政权就能有抗日的力量，这是欺人”。 换言之，党治原则本身也许并不错，一党专政也没有什么不好，只是实行党治和一党专政的政治集团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进而言之，此也非国民党之不行，乃是中国所有政治集团都不行，应当把责任归之以中国政治的劣根性，是全中国的通病。 但是，不管政治失败的责任者为谁，失败的现状客观上造成“人心涣散”、“人心思变”的结果⑤。“中国人民对党治的疲倦心理，厌恶心理。绝大多数的国民，在今日听到‘党’字就摇头。这个‘党’字，不一定是当权在位的国民党。人民对于任何党大都如是”。由此造成的化学反应般的结果是，党治成为政治失败的直接替罪羊，“即令说外交上的一切失败，是历史上的积因，不是党治的过失，但不幸党治的试验期，恰好遇上这个倒霉的阶段。人民对党治的疲倦与厌恶，即令是极大的冤枉，这冤枉恐怕暂时也无法伸雪”。故而，“目前要改换心理，振作民气，统一人心，恐怕只有改弦更张一途”。这个“改弦更张”就是结束训政，废除党治。此种政治窘迫在甘乃光笔下表现得格外凝重，“在目前时局之下，从容分别党派以议政，恐非国家之福。但事实上已不能不容纳异己者之存在”，“国民党之前途，与将来政党之活动，究竟如何，自有时间与事实为之决定”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