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是一门缘起于西方的古老学科，其科学化亦是从西方发端。回顾19世纪中期以 来的政治学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它沿着两条路径开始由思辨哲学变成实证的科学：一条 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通过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政治现象进 行社会经济的考察和社会阶级的分析；另一条是由约翰·穆勒和托克维尔开创的通过运 用比较的方法对政治假设进行验证。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主要是沿着第二条路径推 进，前苏联和中国则是第一条研究路径的典型代表。我国1980年所恢复建设的政治学， 主流是按照第一种方式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理论来铺陈建构的。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 文明的今天，学术界立足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来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理论 ，不可避免地会要面临历史遗留的和新出现的诸多方面的问题。厘清障碍，明确认识， 形成理性和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指导原则，是建设中国特色政治学理论的基础。通过分析 ，笔者认为，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理论体系面临如下三个主要任务，即明确政治学理 论体系所承载任务的多层次性、提升核心理论架构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科学化水 平、加强政治学理论研究范式的本土化。 一、明确现代政治学理论承载学术任务的多层次性 欲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理论，首先要明确这门基础科学所应该承载的学术任务 。赵宝煦先生指出：“政治学和行政管理研究，要想得到社会认同，就必须能回答当前 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提出的问题，提供解决当前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最佳方案。”他明 确指出“要熟悉中国国情，再研究问题，才能弄清问题的症结所在”(注：迈克尔·罗 斯金、罗伯特·科德等著：《政治科学·序言》，林震、王锋等译：《政治科学》，华 夏出版社，2001年。)。虽然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处于西方知识谱系之外，赵先生的观点 与后行为主义政治学者所主张的超越行为主义的论点却有异曲同工之处，即政治学研究 在进行基础理论的深入研究之外，必须要关注政治现实问题的解决。政治学界作为一个 学术群体，必须对现阶段政治现实有深入调查研究和分析把握，在此基础上达成基本共 识，惟其如此，才能够明确政治学理论建设所处的现实背景，才能够切实把握政治学理 论体系所应承载的学术责任。 每个知识领域的发展都有自身的源流脉络。政治学发展一般来说可分为五个阶段。(注 ：对于政治学发展历史的阶段划分，西方有些学者认为可分为传统政治学、行为主义与 后行为主义三个阶段，这与胡佛之划分在实质上并无太大出入。胡佛先生的划分更为详 尽具体。参见唐光华著《政治文化的沉思者—白鲁恂·序言》，(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出版，1982年。)第一阶段是古典时期(?—1850)。在这期间政治学与政治哲 学混合在一起并夹杂着诸多伦理学的命题，政治学家兼具哲学家身份，规范研究 (normative)成为主题。只重视应然而忽略实然问题使这一时期的政治学很难与道德哲 学区分开来。第二阶段是制度研究时期(1850—1900)。这一时期道德哲学与政治学逐渐 分离，历史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开始进入政治学领域，关注重点在法律和制度层面。此 时政治学主要是描述当时的政治制度与过程，以法律文件与宪法规约为资料基础。各国 的政治制度及过程成为主要研究对象，方法论上以描述性(descriptive)研究为主。第 三阶段是过渡阶段(1900—1923)。在此阶段政治学家开始正视观察、调查和测量方法并 应用于研究政治现象，其他学科如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的知识和研究方法也为政治 学家们提供了新的思路与可借用的资源。在这一阶段政治学家们指责制度研究，认为制 度研究不能提供人们了解政治现实的真相，而实用主义和符号互动论也对政治学家们产 生了很大的影响，让他们反省政治学的发展状况。在此阶段，学界还对国家主权理论为 中心的政治学进行了批判，一些政治学者认为政治应该是多元化的，他们认为，主权是 一个缺乏经验意涵的概念，必须要修正主权一元思考，代之以政治权力多元化的观念。 这一阶段是一个形塑和整合的阶段，为政治学研究迈进行为主义阶段奠定了基础。第四 个阶段是行为时期(1923—1969)。其特征是政治研究愈来愈倚重于人类行为的变量，强 调个人行为是政治研究的分析单位。在方法论上主要采用经验的研究方法。第五个阶段 是后行为时期(1970—)。这一时期是对行为主义的政治研究之缺陷进行弥补与完善的阶 段，研究主题也是个人行为及团体行为，但后行为主义者主张事实与价值的不可分割， 在方法论上并无太大差异。 西方政治学研究的主导范式十分明确。从古典阶段到现代正盛的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研 究，政治学的科学性逐渐增加并阶段性地向前推进，均是以本阶段研究模式以及研究方 法高度成熟为基础，以本阶段研究理论范式充分发挥其作用为条件。当一种理论的解说 能力下降，或者出现了难以解释的政治问题或者政治现象，就要求有新的理论和研究方 法来承担起这种责任。新阶段的研究范式并不是完全取代了前一阶段，而是代替了前一 阶段的主流范式。举例来说，当行为主义取代制度研究成为主流范式之后，制度研究包 括以前的政治哲学研究仍然保留着自己的领域。所以，西方知识谱系下的政治学发展历 程的划分，每一阶段相对于前一阶段来说，其范式是或多或少的(more or less)，而不 是非此即彼的。在后行为主义政治学阶段，主流范式是后行为主义的，但包括着前四个 阶段的研究途径与范式，互相依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