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 5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94X(2011)09-0039-07 在西方社会，政党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对于理解政党生存以及功能实现、政党组织的稳定性和政党大选胜利等都很有意义。从政党自身的角度看，政党利用社会组织更容易倾听社会呼声或明晰社会大众的利益需求。政党通过创建与社会组织的联系与沟通渠道，能够把其价值理念或目标取向延伸到它们的核心支持区域或选区以外的地方，同时也能够稳定其选民。从西方社会发展历史看，单一的模式难以解释西方社会组织与政党的关系，两者的关系在不断发展变化。 一、西方政党与社会组织关系：选举中的功能互补与替代 在西方文化语境中，政党与社会组织较为强调自身的独立性与功能性。从本质上看，政党利用社会组织，创设一种互动的组织环境，来联系社会不同的群体或阶层，使这些群体或阶层成为政党潜在的投票仓或者政策支持者。西方社会组织种类多样，其组织结构、目标、宗旨与价值诉求也与政党有很大差别。但是，社会组织与政党都具有利益表达与利益综合、政治动员与灌输、精英训练与集聚等功能，两者也都是联系与沟通社会的重要桥梁①。当前，西方政党大都是一种选举型政党，社会组织可以用自己所掌握的选票来换取政党对其政治诉求的政策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两者关系的本质是一种交易型关系。当然，这种交易关系所形成的选举中政党与社会组织之间的长期稳定联系，在最近几十年已经发生了变化。很多政党不再以综合各种各样的大众利益为重点，而是已经形成了以政策倡导为特点，典型地联系较为狭窄的利益。同时，在动员选民投票以及掌控选举运动方面，政党已经显得没那么重要了。尽管绝大多数社会组织仍旧受选举参与的限制，但是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承担了一些与政党相关联的活动，比如招募候选人、组织选战与执行广告宣传。在一些激烈的选战中，社会组织的声音，甚至已经淹没了一些候选人的声音。 具体来说，20世纪60年代起，二战后的经济增长，福利国家发展以及社会经济现代化等共同作用下，原先差异明显的社会结构界限逐渐模糊了，随之大众型政党的选民基础发生了变化。西欧许多大党从组织与战略上作了回应，政党模式由大众型转化为兼容型。这种变化，降低了政党对意识形态竞争的重视，而他们所支持的候选人要具有较强的管理与协调能力，需要适合政府管理职位。政党与社会的联系多元化了，政党不再仅仅是紧密依靠原先的阶级性组织，而是要尽可能多接触、联系其他新兴的阶层或相关社会群体，稳固核心支持力量，这使得政党与主要社会利益群体的联系越来越开放，以候选人为中心的选举党、媒体党等政党模式开始形成。此外，一些执政党或大党逐渐放弃以前坚守的价值目标与核心支持群体的同时，开始与国家政权的联系愈来愈紧密。因此，在20世纪后期，另一种政党模式出现——卡特尔型政党。 社会组织与政党的关系正在不断地进行组合，纠结在一起。从现实看，选举中政党的衰落代表着一种长期趋势，这种趋势开始于世纪之交，但是主要是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政党与选举运动的一系列改革，急剧地改变了选举进程中政党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政党改革打破了原先的提名进程，因此创造了相关社会利益组织影响政党的机会。[1]21-38尤其在美国，20世纪70年代早期选战中的财政改变，有利于社会利益团体影响政党。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成长，政党开销的限制与个人选战组织作为候选人的合法代理机构的规定要求等因素，都削弱了政党在给候选人提供选战资源方面的作用。[2]1-3在这种环境下，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致力于把其大量的政治与财政资源用来扩展其选举中的影响力。美国工商业组织诸如工商业政治行动委员会、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与通用承包商协会等，为了选那些一旦任职就能够支持他们的共和党人，一直在紧密协调他们的活动与财政支持。另外，诸如美国教师联合会、国际电气工人兄弟会与全国委员会为影响国会等组织一直紧密地参与选举，并聘请同情于他们的在职民主党人。民主党与共和党都得益于这些协会。社会组织能够联系那些被任命为重要公共职位的政府官员。政党也获得了必要的政治支持以及拥有在选举期间所需要的广泛组织资源的途径。[3]13-14社会组织的领导层，一般是由各方面的精英所担任，甚至有些社会组织精英比政党精英还具有影响力。在欧美，一些社会组织与政党精英间存在着长期联系及正规化协商的渠道。政党通过协商或政策让步或有利于社会组织的立法提案等形式来动员社会组织拥护它们等。大多数政党都是为了赢得选举胜利，需要最大限度地代表社会大众利益。然而，社会各团体或者阶层、群体的利益关系是复杂、多元的，既有一致，也有冲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社会矛盾的累积，阶层分化与利益分化也在逐渐加剧，很多具有特殊利益的民众加入社会组织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特殊利益，实际上这就是政党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变得较为复杂的主要原因。 政党必须适应社会组织的挑战，成为西方政党改革创新的一个方面。自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政党就一直在失掉选民支持，从而为社会组织扩展影响力，动员选民参加选举提供了途径与机会。在美国，越来越少的人把自己看作是坚挺的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以前拥有政党职位，曾经是一种职业，现在是变成了志愿者的业余爱好。这些制度变化正在为社会组织创造挑战各种政治运动和选举政治中政党曾经的主导型统治地位的机会。例如美国工会、工商联合会、女权组织以及其他许多组织向他们的会员编辑信息，宣传其钟意的候选人，这成为社会组织的一种选举途径。在基层，为了推荐自己的候选人，相关社会组织增加各种活动让选民走出家门去投票。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意识到仅仅把精力过多地集中在传统的游说、信息传递以及签名支持等是远远不够的。社会组织通过借用与更新许多政党的技巧，比如倡导问题、财政以及提供志愿者等方式，对于候选人的成功当选，社会组织能起到了杠杆作用。实际上，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在改良与采用“政党”的策略，这正是社会组织与政党关系性质变化的证据。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全国性政党在逐步地成为政党候选人的服务商，成功地应付了当前以候选人为中心的选战运动。社会组织，尤其是政治行动委员等利益团体与政党的关系变得冲突少了、合作更多了。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接纳了他们正在出现的角色——代理人，即通过与许多政治行动委员会形成松散的筹款联盟以及开始在对某选战运动的指导性作用中，主动提供固定支持，并且帮助候选人从潜在的捐献者——政治行动委员获得资金。有些政党担心社会利益组织(通过政治行动委员)在选举中取代政党，但是这种担心从没有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