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的组织进化:国际维度

作 者:

作者简介:
约翰·考科利,(John Coakley)是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政治学系不列颠—爱尔兰研究所主任。他也是国际社会科学联合会的副主席、 国际政治学学会的前任秘书长(1994—2000)。他最近出版的著作有《种族冲突的版图治 理》(The Territorial Management of Ethnic Conflict,第二版,2003)、《橘与绿 的变化阴影:当代爱尔兰对联盟与民族的再解释》(Changing Shades of Orange and Green:Redefining the Union and Nation in Contemporary Ireland,2002)。Email: john.coakley@ucd.ie。

原文出处: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05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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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言

      20世纪被说成是“社会科学的世纪”,在此期间,这个知识的特殊分支达到了充分的 成熟,得到了政治与制度的广泛认可(Wagner,1999)。这个世纪的最后几年确实提供了 一个盘点总结各门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机会:一些国际社会科学团体——它们代表了诸 如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已经庆祝了它们的50岁生日;而国际社会科学联 合会(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Council)也在2002年同样达到了这样一个里程碑 (参见Coakley & Trent,2002;Platt,1998,2002)。

      这些庆典的同时发生并不是偶然的。如果我们追溯这些组织的诞生,那么就会回到194 0年代后期——一个惨遭劫掠的战后世界。而这个黑暗的年代却与一种理想主义的努力 联系在一起,这是以后的那些年代难以与其相媲美的。初出茅庐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被一种传布福音的关于认识能力可以提升人性的乐观主义精神所激励,它对于 一系列新的国际学术组织起了接生婆——如果不是父母——的作用,而且在以后那些年 里抚育它们,直到它们能够独立自主地生存。

      本文的目的是考察这些组织之一——国际政治学学会(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简称IPSA)的缘起。然而,本文的关注点并不限于这个组织本身 的建制的历史,而是更为关注围绕它之诞生的一些更宽泛的脉络问题。本文首先把IPSA 的建立置于三个相当分明的脉络中:第一是这个学科的知识进化,第二是它作为在大学 层面得到承认的一个研究科目的发展,第三是专业学术组织的发展与巩固(这些组织有 两种类型:其一是各个国家的政治学学会,它们对于IPSA的创建有直接的兴趣;其二是 作为活动样板的国际学术联合会)。然后,本文对直接导致IPSA建立的一些因素进行考 察,并且简略叙述它的组织结构的进化以及它在其主办的一系列活动中的发展。

      政治学学科的进化

      政治学的历史并不怠慢于突出这个学科的古代根基。例如,各种不同版本的乔治·萨 拜因的经典著作《政治理论史》,用大部分篇幅叙述1500—1900年时期,但其余部分主 要讲的是古代和中世纪,而不是20世纪(Sabine,1963)。甚至当我们延伸到政治思想的 范围之外,考察对政治现象的经验研究,古代的丰厚遗产也显而易见:最近对政治学史 的一个简明而权威性的考察,也是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讲起(Almond,1996)。

      虽然这个学科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知识遗产和政治哲学传统的深远影响,但我们现在 所熟悉的政治学是与以前很不相同的现代的发展(注:对于文献的讨论不在本文的旨趣 之内,但除了本文所引述的那些论著外,还有一些对这个学科的历史的精彩评论,以及 对这些评论的评论;例如,可进一步参看的能够互补的文献是Farr(1988),Dryzek &

      Leonard(1988),Viltard(1999),后一本书重点评论了Farr(1988)和Dryzek & Leonard (1995)。)。进入20世纪以后,这个学科的名分仍不牢靠,它的学术立场在世界的不同 地区受到不同强度的挑战。直到1940年代后期,政治学的地位也没有完全确立。当代的 一项考察认为,不同的国家传统可以归入5种进路(Salvadori,1950,pp.7—9;Royama,1 950,pp.314—315,318):

      —美国的进路,其特点是向出其他社会科学、尤其是心理学的方法开放,在那时候正 经历着从制度主义(institutionalism)向行为主义(behaviouralism)的转变(美国、中 东、部分亚洲国家,如中国);

      —英国的进路,嵌入道德哲学,但渐渐主张从道德哲学中独立出来(英国、大多数英联 邦国家,包括印度);

      —法国的进路,根植于罗马法传统(法国、地中海欧洲、拉丁美洲);

      —德国的进路,源于宪法和行政法,演化为对国家的系统研究(德国、奥地利以及相邻 的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等国,还有日本);

      —苏维埃的进路,其特点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分析方式,本质上构成社会 学的一支,根植于政治经济(苏联以及其他共产主义影响下的国家)。

      这个分类就像大多数概括一样,只是对实际情况的一个粗略简化,它有一个特殊的意 义,即各种进路都是出自它们所处的环境(如下文所述,这主要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发起的对政治学方法的研究)。但显而易见,甚至在提出这个看法的那个年代,大多数 国家集团的内部也有很大的不同。例证可以举出很多,但如果我们仅限于在IPSA的早期 阶段所突显出来的那些问题,我们也难以看到肯尼斯·怀尔(Kenneth Wheare)和莫里斯 ·杜弗奇(Maurice Duverger)所轻松描述的英国和法国传统的那些特征;这个分类既没 有说明法国的政治地缘学传统,如安德烈·西格弗里德(Andre Siegfried)所主张的, 也没有说明德国政治社会学的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传承。相比之下,苏维埃的 进路倒是在这个学科中占有一个位置,虽然它恰当地预见到IPSA在其边界上的一个包容 性看法,但后来受到许多政治学家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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