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综述或学术评论，有两种写法：一种是事无巨细的分类概括，一种是特定视角下的烛照。前者像超市商品陈列，货柜线索并不重要；后者像体验店，线索清晰，有些精品却可能被放在角落甚至被忽略。本文意在从学科自主性的角度，综述与评论2021年中国政治学界的研究状况。 任何知识都是超越性与在地性的辩证统一。超越性来自人及其组织化的类本质，在地性来自不同地域共同体在不同时代的“历史—社会—文化”结构的强制。政治知识的超越性与在地性并非天然依偎。毋宁说，它们始终处于调适性变动之中，在古今、内外、经验与理念的比较性纠葛中踉跄前行。作为政治知识的系统性、专业化研究，政治学的学科自主，亦是对上述认知的探索、调适与塑造。中国政治学的问题意识源自哪里？研究对象是什么？这些根本性问题，决定着学科自主性的进程。 整体来说，中国政治学的自主性已经从前些年的可能性探讨、本土化呼吁，发展到研究领域开发的分化重组、社会科学化探索以及建制性概念的出现。 2021年，政治学界最引人注目的是历史政治学与田野政治学的持续发展，以及由此引发的学术潮流。历史政治学与田野政治学是近年来中国政治学界“以中国为对象，以中国为方法”研究趋势的集中代表，它们以发现和阐释“中国性”(Chineseness)为己任，是一种区别于西方政治学的根本性方法论的转型。不同的是，历史政治学的问题意识来自对当代西方政治理论的检讨，转而选择了一条着眼于从现代回望历史、从历史中寻求现代中国发展资源的分析路径；田野政治学的问题意识则直接来自当代田野(尤其是乡村经验)，在研究过程中试图通过回望历史遗产而寻求解释。二者问题意识的缘起不同，却殊途同归，不约而同地转向历史。2021年，二者的研究进展在于：历史政治学从纲领发布向中层研究下沉，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及其他研究组织的数场研讨会或工作坊中(如“跨学科视野下的中国复兴暨‘政治：中国与世界’论坛第四届年会”“‘家—国’关系与国家理论再思”“‘家与国’专题研讨会”)，议题主旨与参会论文都下沉到中层研究对象。这一方面充实了历史政治学的实证领域，另一方面为中国传统政治研究打开了一条社会科学化的道路。田野政治学则在保持中层田野(如“家户制”“祖赋人权”“小农国家”)的基础上，逐渐上升凝练为中层研究之上的理论抽象，徐勇教授的《田野政治学的构建》正是此维度的努力。此外，作为历史政治学的延伸，杨光斌教授将前些年呼吁的世界政治学从论文延展成专著，《世界政治理论》试图更全面地建构世界政治学的学科蓝图。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政治学的学科自主性进化到研究领域开发的分化重组阶段。所谓的研究领域，意谓研究对象，或者说这些经验现象、经验领域进入政治学的学科探照灯之下。在“中国经验”的富矿中，无论是时间维度的当代田野与历史经验，还是横向领域的国家治理、地方(地区、社区、乡村)经验、政党与党建(使命型政党)、民族与边疆、政商关系、政策机制(文件政治、精准扶贫、项目制)等，都使经验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得到了极大的拓展。这些议题的推进，并非起自2021年，学术脉络也并不因自然年份而被斩断，甚至在“国家治理”的议题框架下，已经延续了近十年时间。2021年的变化在于，更多的政治学研究者或者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加盟到政治学研究队伍之中，形成以政治学为主导的跨学科研究联盟。例如，政治社会学向政治学(治理的权力分析)靠拢，民族学与边疆史研究向政治学(以云南大学周平教授为中心的民族认同、中华民族建构研究)转型。此外，北京大学王浦劬教授和燕继荣教授领衔的“国家治理”国际研讨会系列，更是将疫情防控、民生保障等非传统的政治研究领域纳入中国政治学的研究范围，政治社会学的社会科学化原则被带入“国家治理”的经验认知中，逐渐从经验描述与中层分析走向规范化的理论建构与解释，“国家治理”的范式意义日渐凸显。 从研究领域的扩展与研究对象的描摹，到政治学所享有的社会科学化的知识生产方式之间仍有漫长的过渡地带。2021年的政治学界在此过渡地带上进行了更多尝试。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社会科学化更注重从经验发现中寻求变量间的因果解释，而不单单是像史学一样依赖于自明的时间线索去描述经验，也不像规范研究一样进行观念演绎或解读。以此而论，传统中国有发达的政治思想研究，但是缺乏因果分析主导的社会科学化研究。社会科学化的研究取向，使当代的传统中国研究逐渐区别于以往占主流的文化研究取向，这一方面反映了政治学的学科思维整合力，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政治学作为现代学科的自主性。上述观察体现在一系列融合了古今中外比较视野、社会科学因果解释甚至定量史学研究技巧的论文与著作中，这些研究成果从中层理论的角度推进了中国政治学的社会科学化。例如，周光辉讨论了荒政、教化、体制变革与“国家韧性”在传统中国的实践；叶成城以汉末与后罗马为例，分析了等级制度崩溃后，高强度的行为体竞争均会发生朝向主权国家的趋同演化；应星从传统中国的“经史”概念出发，建构了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的新经史系统，并强调理论自觉在经验研究中的重要性；左才、曾庆捷与王中原合著的《告别贫困：精准扶贫的制度密码》则将精准扶贫的政策经验纳入制度分析的政治学范畴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