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558(2022)01-0049-26 1978年，中国社会进入全面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包括民族研究在内的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均面临着思想解放、知识更新或重构以及学科体系的恢复与重建工作。民族研究在多民族的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独特而又宽阔的学术领域，它不仅包括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民族史和民族学等各个相对独立的学术领域，还与国家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实践等密切相关。40多年来，中国民族研究的学术领域不断扩张，它所涉猎的内容也日趋多元并日益深化，在它所取得的诸多成就中，就包括若干新的学术领域的诞生或重新建构。这方面的典型事例之一，便是民族政治学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的诞生和迅速成长。本文旨在集中梳理民族政治学在当代中国的酝酿、发生与发展的过程，希望有助于推动这门学科今后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二、应运顺势的边政学 1911年的辛亥革命催生了现代多民族国家“中华民国”的成立。在经过一系列的试错之后，中华民国逐渐确立了“五族共和”的基本原则。但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始终面临内忧外患的严峻局面，即对内提升国民统合、进行国族建构，对外抵御帝国主义侵略，成为中国无法回避的紧迫课题。 早在20世纪初年，在中华民国诞生之前，梁启超就开始论及“中国民族”“中华民族”的概念，其思想精髓和基本理念正是要“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1]，以“民族”为基础来整合与建构现代国家。他立足于中国历史的整体观，敏锐地指出中华民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2]。他的这一归纳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到五四运动前后，由于我国各族人民意识到帝国主义环伺中国带来的严重危机，因而将国内各民族视为一体的“中华民族”的概念和观念得到确立，并迅速地广泛传播开来[3][4]。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和针对中国的分裂图谋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的边疆危机和中华民族面临的生死存亡危局，从反面刺激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觉醒，促成了中国人整体的现代民族认同。 正是在上述大背景下，中国知识界在1939年发生过一场有关中华民族之“一”和“多”的学术辩论[5][6][7]。继日伪政权在东北通过傀儡“满洲国”制造割据，并使华北沦陷以后，由于“大泰族主义”①觊觎中国西南边疆，边疆安全危机引起了中国知识界的高度警觉。傅斯年强调“中华民族是整个的”[8]，这不仅是历史的事实，更是现在的事实。1939年，傅斯年致力于推动这场辩论，反映了其强烈的危机感。他认为：不应该再在中华民族内部分析出“民族”并突出强调其不同；学术界应尽力发挥“中华民族是一个”之大义，证明夷、汉是一家，而不应该在“民族”的名义下作研究，以免为分离危机所利用[9]。顾颉刚响应傅斯年的呼吁，亦撰文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他指出，虽然近代才出现“中华民族”这一称谓，但其存在早已是历史事实，应该把蒙古、藏、回、苗、摆夷等国内“种族”置于中华民族的整体之下[10]。傅斯年和顾颉刚等学者的国家危机意识、国民整体观念以及作为历史学家的时代敏感性，令人肃然起敬。 针对上述观点，吴文藻和费孝通等人类学家或民族学家则主要从学术研究的立场出发，发表了不同意见。吴文藻很早就对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有深度研究[11]19-36，主张民族政策应该在政治经济事务上采取中央集权主义，教育文化事业上采取地方分权主义。他认为：“欲铲除各民族间相互猜忌的心理，而融洽其向来隔阂的感情，亟须在根本上，扶植边地人民。改善边民生活，启发边民智识。”[12]费孝通认为：不宜把国家与文化、语言、体质团体画等号，国家的统一不需要否认中国境内有不同文化、语言、体质的团体存在这一事实；谋求政治上的统一，未必需要消除“各种种族”的界限，重点在于消除政治上的不平等。费孝通撰文对state、nation、race、clan等概念作了辨析，认为顾颉刚称蒙古、藏、回、苗、摆夷等为“种族”并不准确，中华民族应“谋政治的统一”而不必“在文化、语言、体质求混一”，解决民族问题的途径应该是让“组成国家的分子都能享受平等”。吴文藻和费孝通等人认为：中国是一个包含多个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应该包括西南边疆诸民族在内；针对边疆民族的研究未必会弱化中华民族认同，反而对国家民族政策的制定有好处[13]。吴文藻和费孝通等人追求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尊重和同情少数民族的情怀以及对各民族平等理念的坚持，同样令人肃然起敬。 这场有关中华民族之“一”和“多”的讨论，在当时并未产生明确结论，但也没有导致知识界两派学者的观点极化，反而形成了良好的互动与刺激。由此，如何处理中华民族之“一”和“多”关系的问题，就成为中国历史学家、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共同的课题意识。马长寿在论及人类学在中国边政上的应用时，主张不能完全照搬欧美人类学的视角和理论，因为中国只有边疆而没有殖民地，必须基本承认中国民族属于一个民族，只是内部诸文化模式不能尽同而已[14]。岑家梧在对西南民族的多年研究中，除了重视对各族文化区的调查，还格外重视各族文化间互相传播、融合的现象，试图说明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过程。他认为，从历史上看，中国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所谓多样的统一，就是将来中华民族文化在各种文化的相互交流中趋向于尽善尽美，而如何使中华民族文化达到这种境地，便是中国民族学面对的课题，也是建立中国民族学的最高目标[15]31.240-241[16]。1988年，费孝通在香港中文大学作的题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著名讲演[17]，是他对中华民族“一”和“多”关系终生思考的成果②。费孝通提出的这一民族理论堪称是中国历史学家、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在此问题上的最大共识[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