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型国家与军事贸易国家:中西长时段宏观历史比较

作 者:

作者简介:
姚中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 100872)。

原文出处:
学海

内容提要:

以解决生计的方式为基准,可将人类五千多年间所建立的国家划分为两个理想类型:生产型国家;军事贸易国家或其高级版本——军事金融帝国。中国是前者的代表,数千年来一以贯之;中国以西则普遍为后一形态,美国为其当代典型。本文择取几个历史关键节点,对这两类国家的形成和演变进行长时段宏观历史比较,证成这一类型划分之说,进而揭示两者所塑造的不同政治结构和国家精神。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20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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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计是生存之本,人群解决生计的方式极大地决定政治国家形态。在漫长的文明史上,受制于地理条件、地缘格局、宗教信仰等因素,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们形成了解决生计之不同政治策略,从而建立了不同类型的国家。以解决生计之道为基线考察人类初建国家以来五千多年的历史可见,国家形态主要有两种理想类型:生产型国家和军事贸易(或金融)国家。古埃及和中国是前者的代表,惟古埃及文明已中绝,中国保持至今,数千年来一以贯之;中国以西则普遍是后一形态,同样贯穿古今,美国为其当代典型。本文将对这两类国家的形成和演变进行长时段宏观历史比较,证成这一类型划分之说,进而揭示两者的不同政治结构和国家精神。

      地理因素与中西国家形态在源头上的分叉

      首先界定一下概念:所谓生产型国家,意谓其国民大多数以农业或工业生产活动为主要生计,其政府以服务生产活动为主要职责;所谓军事贸易国家,意谓其国民中有相当大比例是从军或从事远距离贸易或金融活动的,其政府则以长期对外征服方式积累财富,或以控制商路、进行海外贸易的方式获取财富。

      生产型国家和军事贸易国家是国家形态之两种“理想型”,中、西历史上实际存在的国家多兼有两者,尽管如此,各国各有所偏,以数千年尺度观察,两种类型在地理上分化之大势至为明显:数千年来,中国基本上是生产型国家,西方历史上出现的重要国家,尤其是其规模堪比中国之帝国,则基本上是军事贸易帝国,其高级版本是军事金融帝国。

      国家形态的这种地理分布差异由地形、地缘、信仰等因素塑造。人类古典文明形成于欧亚大陆(含北非),由喜马拉雅山脉和帕米尔高原分隔为二:中国在其东端,自成一体;中国以西广阔地区相互交流便利,另成一体,构成广义西方。①文明赖以起步之农业在两地独立起源,不同的人口、地理因素最终生成不同国家形态。

      比较欧亚大陆两大农业起源中心可见,中国的地理条件更为优越:黄土高原、汾渭盆地、黄河下游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都有大面积连片可耕地,各自可供大量人口居住,以农业、手工业等生产性活动自足地维持生计。这几大块地区也可无障碍地相互连通,人群的扩展、迁徙有足够广阔的空间。生计的同质化导致征服的收益十分有限,故其总体政治环境较为和平、宽松。倒是距今4200至4000年前的洪水威胁促使众多族群迁徙,聚集于豫西、晋南,由尧舜禹缔造成为统一的华夏国家,这是世界上很罕见的“广域国家”②,其经济基础是广阔地域内的同质化农业文明,民众、政府聚焦于生产,以更多衣食养活更多人口;战争仅发生于国家边缘、抵御蛮族;规模庞大,分工细密,故商业交易基本上局限于内部。

      孔子定型的六经也确立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活动为国家之本。《周易·系辞下》有一大段叙述华夏文明之源与流,列在第一位的圣王是包栖氏,发明八卦以启人心智之蒙,又“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此为渔猎时代之写照。包牺氏时代之后有“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农业时代成熟的标志是人们开始制作种植工具,这意味着工业、农业是同步发展的。然后有商业兴起,“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由此历史叙述可见中国人关于产业结构之集体意识:农、工为本,商业为末。

      《尚书·舜典》记帝舜建立中国第一政府,显示了政府服务于生产的明显取向:帝舜命禹为司空,“平水土”,以利农业生产;命周人祖先弃为“后稷”,“播时百谷”,推广优良农作物品种。后世以“社稷”代指君王治理权,突出农为国本之大义;又命垂为“共工”,负责工程和工业两项生产性活动。帝舜总共任命九位官员,显示政府有九项权能,其中三项与生产活动有关,可见中国人心目中政府职能之强烈生产取向。③

      由以上历史和观念的分析可见,统一的华夏国家以超大规模同质化农业生产体系为根本,人民重视生产,政府以推动生产尤其是为农业生产创造良好条件为己任,故此国家自始即为“生产型国家”。④此后的夏、商、周三族均为同质的农业文明邦国,其天下统治权之更替没有发生异质文明间的征服。其天子用兵,主要是在边境防御戎狄;其国家政策,始终以鼓励农业生产为主。

      广义西方的农业起源地在西亚的新月沃地,此地面积有限而狭窄,与非农地区接近甚至交错。其地形破碎,故形成众多城邦国家,小国寡民,分散林立,长期互不统属,城邦间常有战争。故此地古典文明流传之史诗、经书多描述战争、屠杀。城邦国家难以自足,乃进行“跨国”贸易,苏美尔各城邦普遍有专门的商人聚居区。⑤当然,这种密切交往形成了覆盖众多城邦国家的地区性文明、宗教体系,从而形成该地区政治分立而文明为一的格局。⑥

      同时,在这个地区,常有征服事件发生,一种是强大的城邦征服其邻邦,但未形成统一,仅成为“霸主城邦”;更强大的征服力量则来自北方山地或南方沙漠,并最终建立“帝国”。⑦两河流域整体上位于四通八达的商路上,其河流水运成本较低,便于进行远距离贸易,进而进行海上贸易。这种远距离贸易常为“贸易远征”,刺激周边其他地区的文明发展,伊朗高原、印度河流域、小亚细亚、埃及、爱琴海等地古文明之形成,均与两河流域商人之贸易远征有关。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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