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探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治科学研究在香港的发展。首先介绍有关的机构及研究人员。继而评述其研究方向、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在香港从事政治科学研究的优势和困难亦属本文的探索范畴。最后，本文将讨论政治科学在香港发展的前景及与内地学者的交流。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治科学在香港的发展 1949—1950年间，不少人从大陆移居到香港。旋因朝鲜战争爆发，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禁运，香港再不能充当转口港的角色，迫得发展劳动力密集的工业。〔1〕在这样的环境下，开展学术活动比较困难。 当时唯一的大学香港大学课程相当保守。社会科学院直至1967年才成立，1970年等一批社会科学学士毕业，1972年第一批攻读政治科学的社会科学学士毕业。所谓攻读政治科学，其实只有一半课程是政治学，因为政治学系规模很小，所以另一半的课程要到别的学系修读。 香港50、60年代的政治科学研究，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香港大学的外籍学者（大多数是英国人），他们都不是专门搞政治学专业的，在教授历史、经济、法律、社会学等课程之际，他们从事有关香港的研究和写作，不免涉及香港的政制、政府的运作及其政策等。其中较为重要的要算G·B·Erdacott所著的香港历史，〔2〕I·C·Jarvie 及J ·Agassi所编辑的《香港：转型期的社会》等。笔者在70年代初上大学时，这些都是仅有的有关香港的主要参考书。〔3〕另一类也是外籍人士。他们有些是在香港大学任教，有些是记者、作家、专业人士、传教士等。他们也不是专门搞政治学专业的，只是由于本身的专业和兴趣，经常写作有关香港的题材，亦不免涉及到香港的政治研究。他们与第一类最明显的分别，是对殖民地政府采取批判的态度，有时是严肃的批评和分析，〔4〕有时是嘻笑怒骂，〔5〕有时是为受压迫的阶层伸诉冤情。〔6〕他们大部分是自由主义者，亦受到战后西欧激进思潮的影响， 不过，他们大都接受现存的殖民地体制。虽然他们的著述为日后了解当时香港政府的运作及香港的政情提供了有用的资料，但严格地说，他们的研究也不是严肃的政治科学研究。最后一类是从事中国研究的专业研究员、专栏作家、报纸和杂志的主笔及编辑等。他们就中国问题写了不少文章和书籍，其中不乏卓见，但严肃的研究很少。这一类著述，一般带有浓厚的反共色彩，若干刊物和研究所亦接受美国机构的资助，目的是针对中国。这类研究人员有些赴美攻读博士学位，后来成为著名学者，像郑竹园教授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批人至70、80年代在香港传媒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少是负盛名的专栏作家和意见领袖。 整个50、60年代，香港找不到作政治科学研究的支持。官办的香港大学除了经济学系外，没有其他的社会科学学系。私立的大专院校着重传统的文史哲研究。除了从事中国研究的研究所外，亦没有官方或民间资助的研究机构。即使有人写了严肃的政治学论文，香港也没有适当的刊物发表。外籍学者的著述，大概可借助Hong Kong Law Journal， 香港大学的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和Journal of the Hong KongBranch of the Royal Asiafic Society。前者是法律界的学报，后二者着重历史、地理和文化研究。当然，英文报章也欢迎一些篇幅不太长的严肃文章。除了中国问题的著述外，一般中文报刊及中文书籍见不到政治科学的著述。 这种情况一直到70年代才扭转过来。1970年香港大学成立了政治学系，稍后1971年中文大学亦筹办了政治与行政系。至此，香港才有第一批从事教学和研究的政治科学学者。香港大学政治学系起初共有四位外籍教授和讲师，其中三位来港前分别在罗德西亚（今天的津巴布韦）、南非和尼日利亚任教。他们自然接受和支持殖民地体制，所提供的课程亦非常保守，最初几年亦不能开设香港政治的课程。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系的学者多来自中国台湾并曾在美国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治学方法相当先进，但不能投入当地社会。起初负责香港课程的是曾为公务员者，对殖民地体制采取支持的立场。70年代中文大学提供了资源支持本地教职员深造，而香港大学则长期倚重外籍教员，一直至80年代才开始聘请本地教员。 与中国台湾、韩国相比，香港一直未有注重政治科学人材的培训。这种情况，不但50、60年代如此，直到今天，这项忽视亦未有改善。中国台湾、韩国即使在权威型政体的时期，亦不断保送一些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往西方国家（以美国为主）修读政治科学。这些取得博士学位的学人学成归来后，有在大学任教者，有加入研究机关者，有投身公务员队伍者，亦有全力从政者。显然，中国台湾当局、韩国政府明白政治学人材的重要。他们不但可以提高公务员队伍的素质，对研究中国内地、朝鲜及国际形势的变化起着重要的作用，就执政党的运作及革新亦可作出贡献。 相对而言，香港对英国传统公务员制度深具信心，以高薪及优越的社会地位吸纳精英投身公务员队伍，但招聘过程并不重视研究学位或在大学时的专业。英国传统公务员制度注重通材及在职培训，政治科学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占不到优势。〔7〕直至80年代末期为止， 香港亦不重视研究。大学的经费一般而言非常充裕，但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资助是按学生人数算，没有专项的研究拨款。简言之，政府认为它只承担培养大学生的责任，没有支持学术研究的责任。在经济发展领域，香港信奉“积极不干预”的政治哲学，反对支援特定的战略工业而放任私营部门去寻找比较优势和突破。中国台湾、韩国其防务上的考虑，因而当权者必须在研究与开发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当权者干预经济的能力亦强，金融信贷就是明显的例子。新加坡政府在70年代初期也锐意鼓励石油化工、电子等战略工业的发展，但效果并不理想，因此更加强港英当局执行积极不干预的政策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