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一种语言的存在，人的很多社会性活动都是一种语言化活动。政治作为一种以意识形态为导向的社会性活动更是高度语言化的活动。美国政治传播学者尼谋有一句名言：政治就是谈论。这句格言固然有些极端，但从中可深切感悟到语言在政治领域中极为重要的意义。语言不仅具有描述和解释政治现象的作用，语言还具有实施政治行为、建构政治权力的功能。有的西方学者甚至认为：语言的控制权实际上是一切权力的核心基础①。有鉴于此，关注语言问题，探究语言问题与政治问题的内在隐秘关联，具有极为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然到目前为止，从语言的维度来探究政治问题，在政治视域中考察语言现象，在学术界尚未形成理论研究上的自觉意识。笔者坚信，政治语言学②的建构，必将使人们对政治与语言问题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一、语言哲学视域下的政治分析 众所周知，近千年以来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中曾出现两次重大的理论转折，即：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从认识论转向语言哲学。哲学主题的每次重大转换，都体现了人们在探索世界万物本源或本质时所历经的思维方式的转换。20世纪哲学的“语言转向”，标志着人们在探究世事万物本源或本质时已认识到：“更为根本的东西不再是主客体问题，而是语言问题，理解思想和世界的关键在于理解语言。”③人们从此试图通过语言的路径走出“世事万物的本源或本质是什么”的思想迷宫。海德格尔作为存在主义创始人之一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信》中提出：语言是存在的居所，人栖居在语言所筑之居所中④。海德格尔关于“语言是存在的居所”这一命题，是关于语言与世界本源、本质问题最为经典的论述范式，“几乎可以当成西方语言哲学的宣言”⑤。此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以罗素、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分析哲学，以伽达默尔为奠基人的解释学流派也十分重视语言问题。总而言之，“西方最重要的哲学流派都走上了通向语言的道路”⑥。 20世纪的“语言转向”具有极为重大的历史意义，它不仅是对近代认识论哲学传统范式的反叛，也是人们思维方式的转换，更是对旧有语言观的颠覆。 “语言是工具”作为传统语言学的经典论述已根深蒂固于人们的思想意识之中，并逐渐内化为一种潜意识。尤其是在中国，“语言工具论”见诸一些经典著作，更使其成为不容置疑的真理信条。然而，随着“语言转向”这一思维方式的开启，人们逐渐认识到这种语言工具论的褊狭。它未能认识到语言的另一层面，即：语言在本体论上的意蕴。诚然，语言确实表现为一种媒介、一种工具。然而，从内在层面而言，语言不仅仅是思想意识的交流工具，语言也是世事万物的一种存在模式。借用伽达默尔的话来说：能够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虽然这一命题并不是说存在等同于语言，但人类只能通过语言来理解存在；世界虽然是独立客观的存在，但是，“世界只有进入语言，才能表现为人类的世界”⑦。人类永远是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倘若没有语词来描述和呈现这个世界，那么，整个世界便会沉入一片混沌不清的冥冥之中。由此，我们不难理解“词语破碎处，无物存在”这一诗句的意味深长。既然存在栖居于语言之中，那么，政治现象或者说政治权力作为一种存在，也必然表现为一种语言的存在。故探讨语言问题，从语言的维度探究政治现象的本质，是一条极为重要的思维路径。 政治是一种语言的存在，这一命题不仅仅立基于语言的本体论，更为重要的是，语言本身就蕴含着令人不可思议的神奇力量。这种力量体现在：语言本身即具有权力的属性，它规范着社会秩序，发挥着一定的社会管理功能。 在上古时代，作为中华文化重要源头之一的《诗经》曾写道：“辞之辑矣，民之洽矣；辞之怿矣，民之莫矣。”（《大雅·板》）也就是说，话语切当与否直接关系到对民众的管理效能，关系到民众的生存状况。古代先民不仅注意到了言语在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而且还把它提升到关系国家治乱兴衰的高度。 语言本身具有规范社会秩序的功能。人是符号的动物，即人是能利用象征符号去创造文化的生物，人能把他认识的世界用象征符号固定下来、反映出来，从而赋予世界以“意义”和“秩序”。语言作为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象征符号，“是强加在一个人身上的‘秩序’”⑧，通过规范语言秩序来建构政治秩序，早在先秦时期，中国的先贤圣哲们就深有体悟，孔子的“正名”说即为此意。 平王东迁，周室衰微，诸侯蜂起，天下分崩，社会政治秩序渐趋瓦解，传统的政治语言所指代的内容与社会上新出现的现实状况相互悖逆，“大夫”所指代的本应是君王的臣属，在当下的历史时空中却变成了挟持国君的强人；“诸侯”所指代的本应是尊奉天子的地方臣佐，在当时的社会现实中却变成天下的霸主。当名不符实的时候，语言就具有了遮蔽事物真相的功能，从而使犯上作乱的不正当政治行为在正当的名义下大行其道。为了扭转政治上的这种脱轨行为，孔子提出“必也正名乎”的政治主张，他编订《春秋》，致力于给春秋时代的政治事物一个他认为是名符其实的称谓。叱咤风云、威震一方的楚王，孔子将其写成“楚子”，以揭示其应有的臣属的政治地位，从而迫使地方诸侯不得不遵循为人臣子的政治伦理秩序。正因如此，当时即有所谓“《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之说。孔子力主“正名”主要是希冀于通过“名”（语言）与“实”（现实世界）关系的调理来整顿社会秩序，如若“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社会秩序就会紊乱。据说，春秋时期的邓析曾经“以非为是，以是为非”，不遵循传统的“名”而另行其是，结果导致了郑国的秩序大乱⑨。 通过对上述问题的阐释，我们深切感受到语言不仅仅只是一种意义的表达，语言本身就是权力意志的体现。1977年，法国著名思想家、符号学流派的代表人物巴尔特在《法兰西学院符号学讲座就职讲演》中说道：全部语言是一种普遍化的支配力量。就此而论，语言即权力，权力即是一种符号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