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冷战结束西方自由民主胜利20年后的今天，美国外交政策再次面临反自由主义思潮的挑战。该思潮的主要观点是：世界并未朝着单一的自由民主政治走向“历史之终结”。相反，世界正逐步两极分化为西方民主阵营和专政阵营，激烈的对抗和冲突将再次笼罩全球。不同于20世纪轰然倒塌的专政政权，今天的专政国家不仅取得了令人注目的经济成就，还可能成为另一种可取代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新型社会模式。它们的出现必然加剧大国间的竞争与对抗，影响当今日趋密切的全球合作及发展前景。 当前的国际形势似乎也印证了这种观点，许多国家纷纷放缓了政治民主化的步伐，甚至出现倒退现象。不断攀升的国际油价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某些专政国家，如俄罗斯。普京领导的俄罗斯政府不仅抛弃了业已取得的民主成果，还实行铁腕政治变得愈加专政，其与西方关系更是从冷战后的蜜月期降至现在的冰冻期。在中国，政府不仅成功抵御了来自国内的各种挑战，还取得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社会基本现代化等一系列成果。中国在台湾问题、人权问题以及石油争夺等方面与西方仍存在巨大分歧。而一些相对较小的专政国家，如委内瑞拉、伊朗则正在各自的地区制造麻烦，引发动荡。甚至有迹象表明这些国家正联手对抗西方自由世界。联合国——尤其是安理会——似乎又回到了冷战时期的瘫痪状态。由此看来，西方自由世界将面临一个前途暗淡的未来。 研究专政复兴主义的学者对西方民主国家提出了一系列颇具挑衅性的外交政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他认为美国及其盟国已经到了抛弃过去曾经有过的幼稚幻想的时候了；所谓世界大同、合作共进只不过是人们的一相情愿而已。民主国家应进一步巩固同盟地位，甚至可以成立一个正式的“民主联盟”以应对来自专政国家日益激烈的竞争和对抗。具体来说，在政治上应倡导权力均衡而不是利益一致；经济上应封锁制裁而不是合作交流；军事上应积极对抗而不是军备控制，这些应是指导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 幸运的是，同冷战结束时媒体大肆鼓吹“历史之终结”一样，如今的专政复兴浪潮也仅仅是学术界的夸大其词而已。实际上，它的许多理论观点都是模糊的，比如认为专政制度已重新焕发青春与活力，并逐步成为当今资本主义国际体系中另一种可行的政治选择。同样，研究专政复兴主义的学者提出的外交政策在现实中也很难奏效，甚至适得其反——促使专政国家远离自由民主世界。同过去相比，尽管如今的专政国家在各方面都有长足进步，更能适应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但其内在的缺陷限制了其保持长久活力的能力。虽然目前这些国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但这并不能成为批驳自由民主派观点的例证。因为它们的经济成就很大程度得益于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并严重依赖国际经济的投资与贸易往来。由于国家间经济的相互依赖性日趋加强，世界各国不得不摒弃过去的制度偏见，积极投身经济全球化浪潮。 需要强调的，专政复兴主义并非试图放弃或退出现有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而是重新定义和巩固它。针对日渐壮大的专政阵营，如果民主国家采纳新保守主义的建议实施军备竞赛、围堵遏制以及民主国家的政治结盟等外交政策，其后果只会助长这些国家内部的反民主浪潮。相反，如能积极与包括专政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合作，共同应对目前的全球性问题，如全球气候变暖、能源安全和疾病防治等，这势必增加它们对自由世界的依赖。西方国家还应积极寻求接纳新兴国家融入国际大家庭的方法——不管它们是专政政府还是民主政府。鉴于现代化与民主化之间的巨大逻辑关联，专政政府必将面对来自政治民主化的巨大诱惑。所以，只要通往民主的道路越宽敞、越诱人，世界上那些非民主国家就越容易、越迅速地走上政改之路。 历史大辩论 针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道路问题，历史上出现过几次激烈的大辩论，现如今出现的专政复兴主义思潮便是这场大辩论的延续。论战最早始于工业革命时期，那时争论的焦点是：通往现代化的道路是同时有几条，还是只有一条？如果是后者，那么这条唯一的道路是什么？那时著名的理论家，包括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根据工业革命时期社会发展的局限与机遇，对哪个最适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社会制度问题提出了各自的看法。但最终答案是什么，或谁站在了“历史正确一边”都没有最后定论。诚然，在当时即便是美国理论家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提出的“资本主义并不会持续太久”这样的说法也不算是什么稀奇古怪的理论。甚至在轴心国战败之后，理论界关于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是否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供另一种基本社会模式的争论在整个冷战时期就没有停止过。 20年前原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阵营轰然倒塌，这似乎意味着持续近一个世纪的大辩论最终以自由民主派的获胜而结束。西方民主国家迅速膨胀的财力和国力看起来也印证了自由主义民主才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唯一途径。世界只有一种成功的社会发展模式，那就是起源于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政治。在这时宣布“历史之终结”已经到来看似不无道理，而几乎所有的国家和人民都开始急切盼望融入不断扩张的资本主义国际秩序，这进一步增强了自由民主派的信心。 这场辩论不仅仅只局限于国家内部的社会经济制度之争，还涉及到国际政治秩序主导权的争夺。纳粹德国曾雄心勃勃为欧洲大陆重新规划“新秩序”；原苏联则主导了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经济秩序；同样，西方民主国家也在这样做。为应对20世纪30年代产业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同时借助二战后的地缘政治优势，美国从40年代后期开始倡导建立一系列国际组织和新秩序，如布雷顿森林体系、联合国以及各种安全同盟。至此，美国霸权主义连同自由主义主导的国际新秩序使西方民主国家在世界政治格局中占据了更重要的地位。并且，新的政治结构不仅可以更方便地接纳包容新兴国家，还可以促进非民主国家朝着自由民主的方向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