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政治科学在中国重新恢复以后，比较政治的研究经历了以旧制度主义为主、以引进行为主义为主和努力实行主体性等三个阶段。要进行科学的比较政治研究，必须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选择适当的比较变量，确定合理的比较原则。在进行科学的比较政治研究时，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在运用生态分析、结构功能分析的同时，还需要重视政治机构和制度结构的作用。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政治科学是一门特别重视比较的科学。〔1〕人们无论是对政治理论的研究，还是对政治体制、政治制度的研究，都是以个别的、具体的政治学说和政治制度、政治体制的分析为前提的。只有在对各种存在过的和存在着的具有特殊性的政治理论、政治制度、政治体制加以对照、比较、分析、综合以后，人们才能获得关于政治理论、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一般的、具有共性的知识。 正因为这样，比较政治研究在我国政治科学获得重建以后成为该学科中发展得较为迅速的一个分支。自80年代初期以来的10多年时间里，比较政治的研究就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与此相应，比较政治研究的取向与方法也发生了变化。这些都为我们提供了一定数量的材料，使人们有可能对政治科学中的这一分支的现状以及今后的发展趋势进行思考。 比较政治研究的发展历程 从50年代初开始，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学科的政治学被粗暴地取消了，一直到80年代初才获得恢复。一些有人文、社会科学的大学重建了政治学系。一些专门性的政治科学研究机构也先后成立起来。大学中的政治学教师与专职科研人员除了进行政治学一般原理的研究外，也投入了相当多的精力开展了比较政治研究。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国内的比较政治研究大体上经过了三个阶段：沿袭旧制度主义的研究阶段、引进行为主义的研究阶段和强化主体性的研究阶段。 80年代中期，一批曾经从事过法律、世界史和国际关系研究的老一辈学者们利用原先的知识积累，试着在刚刚恢复起来的大学政治系中给大学生开设比较政治方面的课程。在80年代中期，各大学政治系的这类课程的名称并不相同。有的叫做“国别政治”，有的称为“政治制度史”，有的将“西方政治制度”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分开来讲授。 在这一阶段上，比较政治的研究具有以下的特征：一是带有冷战时期残留下来的封闭的、东西方对抗的印记，在对西方主要国家政治制度介绍时，主观的批判多于客观的描述；二是采用了从亚里士多德、马基雅维利开始到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所发展起来的旧制度主义的方法，即以法律的明文规定为依据、以对国家机构的分类为主要内容，对世界上的主要国家如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前苏联、南斯拉夫、朝鲜的政治制度分别加以介绍。 这种带有旧制度主义色彩的比较政治研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有所变化。因为在这一时期，社会经济领域中的改革和开放已经获得较大进展，人们已经深切地认识到中国是一个贫穷的发展中国家。这一事实又启发了许多经济学家去研究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这种研究不仅使政治学家掌握了更多国家的资料，而且也使他们知道世界上国家的社会制度决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类型所能概括得了的。与此同时，原先属于社会主义制度类型的东欧国家和前苏联发生了剧变，其社会制度的性质一下子很难确定。 为了适应这种变化，比较政治的研究一方面改变了以往对所要描述的对象国只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为标准加以划界的做法；另一方面在原先的一些比较国之外又增加了一些中等国家和小的国家。尽管作出了上述的变更与调整，但研究的基本方法与内容并没有多大变动。 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比较政治研究开始引入行为主义的分析概念和框架。80年代初留学美国的青年学者，有相当一部分人80年代中后期在美国取得了政治学硕士或博士学位，无论是留在美国大学任教，还是回国担任大学教师，对他们来说，最拿手的或者说是最为轻便的，就是都把美国教授教给他们的那一套以拉斯维尔（Harold D.Lasswell）、 达尔（Robert Dahl）、伊斯顿（David Easton）、 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为代表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包括行为主义比较政治介绍到中国的大学里来。这种做法不仅简便，而且也适合了国门刚刚打开时相当多的人崇尚美国的心理。 这一时期各大出版社也竟相翻译出版了一批西方行为主义的比较政治学著作。国内的学者也读到了行为主义代表人物的英文原版著作，比如罗伯特·达尔的《多头政治》，书中将100多个当代国家的经济、 政治、文化及历史经验作了比较，从中去寻求与民主政治相联系的各种条件与特征的组合。还有阿尔蒙德和科尔曼（James S Coleman）关于发展中地区的政治的著作，书中为研究比较政治的学者提供一个可以作为普遍运用的理论框架（theoretical framework）。 在这一阶段上，相当多的中青年学者接受了阿尔蒙德等人关于比较政治分析系统赖以建立的四个基本假设：一是所有的政治体系，都具有一定的结构，其差异只是结构的方式不同；二是所有的政治体系都必须具有相同的功能，其差异只存在于功能履行的机构及频率不一样；三是所有的政治结构，不管其专门化到何种程度，都具有多项功能；最后，在政治文化方面，所有的政治体系都是“混合体系”（mixed syste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