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目的是对有关政党政治与福利国家关系的最新研究进展予以总结和讨论。这些研究进展之所以被称为是“新”的,是因为它们不同于传统的“政党政治理论”。“政党政治理论”是比较福利国家研究或者更广泛意义上的比较政治经济学中一种十分成熟的理论流派。概括来说,这一理论认为,政党代表了以产业阶级为基础进行划分的选民的利益,在福利政策上持有明确的意识形态立场,或者支持社会民主主义政策,或者支持保守主义政策。这种观点认为,社会政策输出取决于政府中的政党构成情况。 最近几年,从新的视角来概括政党在社会和经济政策中的作用和影响的研究取得了重大发展,不过,学术界对这些研究成果还没有进行系统的总结,也没有在它们之间建立起联系。而这正是本文的目标。我们认为,近年来,这些研究在三个方面不同于传统理论。首先,它们认为需要将选民的变化考虑在内,即现在的选民与工业化时代的选民完全不同。其次,很多研究表明,制度环境、政党体系和政党之间的竞争对政党主张什么类型的福利政策有重要的影响。第三,政党与选民之间的不同关系(特殊主义的还是纲领主义的)也会影响政党的政策策略。 传统的政党政治理论认为,执政党的类型(如社会民主党或保守党)与政策输出之间存在线性的、直接的关系。本文讨论的三类研究都以各自的方式对这种线性关系提出了质疑。有关选民在社会结构方面正在发生变化的实证分析改变了我们的预期,因为这意味着政党代表的利益群体已经不同于那些体现着福利国家增长初期的意识形态立场的利益群体。其次,如果我们强调制度或政党竞争等环境因素,那么政党的政策偏好将不再是由意识形态方面的政党族系(party family)“决定”的,而取决于与其他机构或对立政党的互动。同样,对选民—政党关系的重要性的认识提醒我们,政党通常根据与选民的特殊关系来应用其政策,而不是像传统的政党政治理论指出的那样,根据纲领的指导来实施政策。因而,如果政党按照特殊主义的规则行动,那么,有着相同意识形态标签的政党可能会作出不同的选择。这三类研究都有其各自的意义,但它们都表明了一点,那就是除非我们对政党政治模式进行更新和扩展,否则将难以充分把握政党与福利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当然,传统政党理论仍然在很多方面是有价值的。因此,我们在本文中提议对传统政党政治理论的范围条件(scope condition)进行界定,同时也探讨了在不能直接应用传统理论的情况下应采取的研究战略。 我们在讨论近期关于政党政治的研究时,目标并不是要对所有关于政党和政治经济的研究进行全面回顾,考虑到这个主题的范围之大,这样做注定是会失败的。相反,我们关注的是近期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的研究成果。首先,我们主要关注的是福利国家比较研究领域的文献。这也就是说,我们不讨论属于更宽泛的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类似研究,比如产业关系或社会公约(social pact)。其次,我们重点关注的是明确涉及政党的福利国家研究。这就将那些强调政府的策略而不考虑政党政治的文献排除在外。 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将有关政党在福利国家政治中的作用的研究划分为“新”学派和“老”学派。不过,这里的“新”和“老”两个词主要不是从时间意义上来使用的,因为传统的政党政治理论仍然很有活力,对某些问题也有着十分重要和强大的解释力。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们讨论的“新”的研究路径,其目的并不是要完全取代或否定传统的研究路径。在传统的研究路径假设中,我们从政党所属的族系甚至是其标签就可以直接推导出政党的政策偏好。该假设是传统研究路径的基础,而新研究路径区别于传统研究路径的地方在于,针对限制或质疑这一关键性假设的因素,它们提出了相关理论和概念。因此,本文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具体说明了传统政党政治理论的前提假设依然适用的范围条件,并且讨论了当这些条件不完全具备时,传统政党政治理论的经验意义和理论意义。 近来这些对传统政党政治理论的质疑是如何产生的?我们认为,一个重要的动力来自有关“福利国家的新政治学”的讨论。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这些讨论引发了福利国家比较研究,尽管在此之前也有一些反思政党作用的重要研究成果。“新政治学”的研究主要强调现有政策的路径依赖效应,它们认为正是福利国家自身的扩张改变了选民和利益群体的偏好和预期,从而改变了政治游戏规则。因此,政党对政策输出和政策效果的影响即便没有因为“政策遗产”而消失,也受到了极大的削弱。这种观点自然引发了一波反弹,这不仅体现在对传统研究路径的辩护上,而且更具建设性意义的是,对政党因素仍然起作用的方式在概念上进行了重新建构。例如,有学者指出,政党在行为上的差异可能取决于决策环境(在福利扩张时期是为了获得声望,而在紧缩时期是为了避免公众的指责),也有学者认为,在改革福利国家制度上,社会民主党可能比保守党处于更有利的位置。此后,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重新思考政党政治与福利国家的关系,但到目前为止,他们的研究成果既没有得到系统概括,也没有建立起关联性,而这正是本文的目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