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式民主化政治的常见性和易发性 从亨廷顿所说的第三波民主化(即1974年开始的西班牙、葡萄牙民主化到1980年代中后期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民主化、南美民主化以及苏联东欧的易帜)，到有第四波民主化之称的中亚国家的“颜色革命”和中东国家的“阿拉伯之春”，再到今天的乌克兰、泰国政治的乱局，西式民主化政治是世界政治上最常见的也是改变国际格局的最重要政治形式。那么，为什么西式民主化政治如此常见或者说具有易发性？ 第一，西式民主观念的普遍化。冷战的起源在于意识形态竞争，两大阵营在全球范围内竞相推销自己的思想观念。有意思的是，二者推销的都是民主观念，只不过一个是自由主义民主，一个是社会主义民主，结果西式自由民主占了上风，赢得了冷战。以至于当某些国家的人民对政权不满或对当下政治不满时，都把西式民主政治当作灵丹妙药，甚至视为宗教信仰加以追求。 第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凸显。经济增长不必然带来民主，但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后果便是，公民权利意识越来越强，行动更积极，抗争活动更加频繁，特别是青年人价值观快速变化以及相应行动能力的提高。根据密执安大学英格尔哈特教授的“世界价值观调查”项目对81个国家的长达20年(1981-2001)的研究发现，对于那些成长于经济不稳定和经济短缺时期并且价值观形成于这一时期的人们而言，一般都具有“物质主义”的价值观，更加强调经济和物质安全，因而事实上是一种“生存型价值观”；而成长于经济繁荣和安稳时期的人们一般有着“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比如更加重视自由和清洁环境，是一种“自我表现型价值观”。随着经济发展和代际变迁，物质主义价值观明显地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换，从“生存型价值观”向“自我表现型价值观”转变。英格尔哈特根据数据得出结论，不管其传统文化如何，经济发展都会使社会朝同一方向演进，即朝向“自我表现型价值观”发展。这种价值观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摆脱威权的控制”，从而产生更多挑战执政者的和平示威活动。 一般认为，无论是第三波民主化还是随后的起始于突尼斯的第四波民主化即“阿拉伯之春”，以及当前的乌克兰事件和泰国周期性街头政治，都是“自我表现型价值观”的政治表现。 第三，两类国际背景组织的决定性作用。如果没有苏联态度的变化，即让东欧国家拥有更多的自主性以及欧盟成员国身份的诱惑，很难设想东欧国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走得那么远、变得那么快，今天的乌克兰更是国际力量较量的结果。具体而言，两类国际背景的组织干预和促进了一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第一类是致力于提升民主和提升人权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或准政府组织，包括私人协会、运动组织、基金会、咨询公司、政党组织等所提供的思想、联系和财政上的支持；第二类是区域性和全球性组织如欧盟所承诺的成员国身份，其他的如美洲国家组织、英联邦、非洲联盟等，都实行一种全新的外部干预模式即“政治附加条件”，对“违宪”政体加以惩罚。 上述三种因素，尤其是国内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价值观转型和西方世界的支持和拉拢，使得西式民主化政治成为当今世界最为常见的政治形式。但是，西方民主化所带来的结局大多数并不符合追求者的预期，带来的经常是多元化且人们的不满占主导地位的混乱政治格局。 二、向西式民主化转型国家困境的深层次原因 大多数向西式民主化转型国家都出了问题，而且不是一时的难题，其原因固然很多，比如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文化、公民素质等等，而最根本的原因是一内一外。“外”是指外部传导的西式民主理论以及民主形式有问题，“内”则是指缺少西式民主政治的最根本条件即同质性这个“基因”。 1.西式民主理论本身的问题：选举式民主——党争民主。 西方国家和一些国际机构大力推行的西式民主化政治，其实质就是竞争性选举；而当世界范围内的西式民主化政治不如预期甚至出现政治衰退的时候，他们也绝不会从“根”上加以反思，即他们所奉行的、所推行的西式民主化政治是否在理念上、在理论上就是错误的，或者至少是不符合其他国家国情的民主化理论和民主化政治？例如，因“历史的终结”而一炮走红的福山说，民主的失败，与其说是在理念上，倒不如说是在执行中。这里，福山和其著名的“历史的终结”论一样，再一次暴露了其理论修养的不足。世界范围内的西式民主政治的危机，决不能简单地归因为民主执行问题，而是流行的民主理论、民主观念本身的问题。 目前，在世界上流行的西式民主观念就是被称为“竞争性选举”的“熊彼特式民主”。在熊彼特那里，流行几千年的“人民主权”即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理论被改造为“竞争性选举”：民主就是选民选举政治家的过程，而政治家如何做决定、议会如何立法，均不是西式民主政治的范畴。这样，熊彼特就来了一个简单的颠倒：传统的人民主权理论把人民当家作主当作第一位的，而在他那里，则变成了选举过程是第一位的，人民当家作主是第二位的。西方社会科学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人民主权”就被置换成“人民的选举权”。 人民有选举权本身并没有错，但问题是这种形式的民主与各种政治思潮联姻就会招致西式民主政治的变种。民主政治本身是一种大众权利政治，而大众政治会与各种政治思潮相结合，比如与民族主义、宗教势力、民粹主义，或者说这些政治思潮、政治势力必然会借助于民主政治形式而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结果出现了埃及的穆兄会式的伊斯兰主义民主、乌克兰式的民族主义民主、南美的民粹主义民主，其结果有目共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