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947(2014)03-0142-09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对独裁的反制，西方式的民主政治一直以标榜实现人民主权为目标。但实践已经证明，这样的理想是很难完全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下，代议民主作为一种妥协，成为普遍的现实选择，竞争性的选举随之成为西式民主最重要的外部特征和衡量指标。于是，民主由此演变为一种旨在达成政治决定而所设定的决策方法，一些人可以通过争取公众的选票而获得做出决定的权力(熊彼特，1979)。也正是在少数精英为争取大众选票的竞争中，代议民主的内在缺陷被逐步暴露出来。通常认为，代议民主的缺陷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其一，大众的参与热情可能被少数人所利用，进而导致激情政治、流氓政治、暴民政治等民粹主义倾向；其二，可能导致部分利益集团过于强大，从而使公共政策偏离公共利益的轨道；其三，在选票压力下，部分政客过分迎合民意，致使社会福利政策脱离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进而导致福利超载，甚至由此引发连锁危机(吴雨欣，2011)。 从西方典型国家的实践来看，特别是二战结束以来，总体上较好地遏制了独裁倾向的蔓延，并通过强调“宪政”、“自由”，比较成功地预防了代议民主可能诱发的激情政治、流氓政治、暴民政治等民粹主义倾向。但这也仅仅限于西方典型国家，对于多数照搬和效仿西方政治体制的发展中国家，上述问题直至今日依然严峻。而对于代议民主可能引发利益集团政治和福利超载现象，目前仍没有形成完备的解决方案。学术界对利益集团政治问题的研究已经比较丰富，本文不再过多涉及。对于福利超载问题，随着“福利政治学”的兴起①(Pierson，1995、1996、1998、2000)，学术界也已经有了相当的理论积累。本文研究工作的主要目的，就是在福利政治学等相关理论框架基础上，结合20世纪70年代的福利国家危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拉美化”现象，以及欧债危机这三个典型案例，探讨代议民主与社会福利政策内在的不协调以及两者冲突的具体生成机制。 二、代议民主体制下福利超载现象的生成逻辑 对一个国家或地区而言，政府财力通常构成了支撑福利事业大厦的根本性变量，而经济发展水平则是政府财力的基本保障。因此，在理想的状态下，社会福利供给水平应该与其经济发展水平保持一致。相反，如果社会福利的范围、内容和规模超过经济发展的承受限度，就可能会演变为经济健康发展的制约因素。特别是考虑到“福利刚性”②制约下社会福利供给的基本运行态势，政府在制定各项福利政策的过程中，应从制度设计层面做必要的准备，以应对宏观经济形势可能出现的不利变化(赵聚军，2012)。否则，在“福利刚性”作用下，虽然经济发展已经陷入萧条，但公众的福利需求却很难随之步入下行轨道，进而导致相关公共政策骑虎难下。 然而，从二战结束以来一些西方国家的政治实践来看，在代议民主体制下，政府很难从社会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出发，对福利政策做出长远和负责任的规划。一方面，随着国际、国内形势渐趋稳定，代议民主体制在西方国家日渐成熟，公众的权利意识亦日益增强。总体来看，公众的诉求虽然五花八门，但绝大多数都归结于民生问题。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深入，使得各国的社会福利政策又面临着愈发沉重的国际比照压力。在权利意识增强和国际比照压力的双重夹击下，使得公众对社会福利的需求普遍等于、甚至高于本国经济发展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对于执政集团或其挑战者，任何一项旨在降低社会福利水平的公共议题，通常都会面临巨大的社会和舆论压力，甚至政治风险。于是，在选票的压力下，西方各国的主要政党开始过度迎合民意，日渐演变为“选举俱乐部”式的掮客型政党③，政治家则蜕变为政治掮客。最终，社会福利政策愈发缺乏弹性，往往是福利供给水平只能不断提升，却很难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而做相应的下行调整。 具体来看，在实行西式代议民主体制的国家，考虑到“福利刚性”作用下选民普遍的心理意愿，执政集团针对福利政策和调整通常都异常谨慎，改革措施往往以不降低现有社会福利水平为前提。但这里的问题是，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各国、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普遍难以独善其身，周期性明显加强。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乃至停滞以后，包括政府财政在内的社会收入均会随之减少。但在选票压力下，又很难期望那些政治掮客不考虑普遍的社会心理预期，乃至以自己的政治生命为赌注，从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出发，制定更负责任的福利政策。现实政治生活中更常见的情况是，即使面临经济衰退和财政危机，社会福利支出仍然保持在高位，甚至继续攀升，以致完全背离经济发展的现实，最终使政府财政难以为继，福利事业随之陷入窘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20世纪70年代的北欧福利国家危机、80年代以来的“拉美化”现象，以及近年爆发的欧债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代议民主体制下福利超载现象集中爆发的三个典型案例。 三、福利国家危机：代议民主体制下福利超载现象的首次爆发 福利国家指那些通过立法构建起比较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的国家，其政策核心是高度福利化、“从婴儿到摇篮”式的社会保障制度，以部分北欧国家为典型。从二战结束后到20世纪70年代初，北欧国家度过了战后初期的复苏阶段，迎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阶段，从而为福利政策的完善奠定了物质基础。这一时期，北欧各国奉行社会平等和普遍主义的价值理念，不断提升福利待遇水平，扩充社会福利的内容，最终形成了“社会民主主义”式的福利国家模式，并被解释成“西方世界的社会试验室”。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北欧国家的高福利政策是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并且对于缓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经济持续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袁群、安晓敏，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