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战略与管理》发表了萧功秦先生两篇文章：2002年第6期的《中国后全能型的权威政治》（下称《后文》）与2003年第1期的《新加坡的“选举威权主义”及其启示》（下称《新文》）。作为一个长期用学术语言翻说、谏导“强势话语”的学者，萧先生的两篇近作与其以往的言说相比，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例如分明有了忧患之心，主要是对“苏丹化”危险的担忧：萧先生认为“技术性权威政治”也即“后全能政治”已经作出“重要历史贡献”，但也带来了“官僚利益”的“凝固化与内封闭性”、“腐败”、“严重不公”与“两极分化”，继续下去“将出现一种最坏的权威政治亚类型”，即“苏丹式政权”（见《后文》）；再如对政治改革有了正面的考虑：在坦率涉及“六四事件”和苏东事件与政治改革的关系时，萧先生指出“从世界范围与历史来看，发展民主政治，是一个民族真正走向富强并享有高质量的生活的必由之路，也是有效防范腐败与扩大民众参与的必由之路。”（见《新文》） 套用萧功秦先生的话说，相通于全能政治的威权主义有多种表现：傲慢的镇制主义其一，口惠的东方保守其二，阴凶的威权一统其三（如“选举威权主义”），（充满不确定性的）后全能改良其四。萧先生的思想历程具有很大的覆盖性，《后文》与《新文》的态度近于第四种，不见了镇制主义的傲慢。无论何种主义或者主张，只要不是绝对权力的骄横话语，都是可以并需要对话的。诸如何新的“新国家主义”、王绍光的“财政集权主义”、（康晓光特别推崇的）金耀基的“政治行政化”（我称之为“泛政协化”）、樊纲和张维迎等人的“富人横财赦免论”、杨帆等人的“国有股缩股让利论”……这些或窄或宽或深或浅的主张，都开始有了意识形态的品格——公开代表部分国民的利益，而本非全民声音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对话，正是现代文明生活的组成部分。 “经验试错”拒绝“理性建构”？ 从拒绝“道德理想主义”到拒绝“理性建构”，是转轨时期思想反思进程中出现的“病变”，这一病变对“垄断范型”构成多方面的反讽，说明改革急需要常识理性来化疗。 全部人工物质世界无不赖于工具理性建构，科学技术也是一种理想的事业。人文社会领域虽充满不确定性，但同样离不了特别的理性建构。这不是现代人类的本领，而是远古蒙昧时代就有的智慧。理性建构乃人之本质力量。社会活动中的理性建构之最深厚的基础不在逻辑思维，也不在具体知识，而在源于现实生活体验的道德及其理想——道德理性。清算“极左乌托邦”是必须继续做好的事情。根据陈敏之先生的介绍，我判断，因为顾准遗作的私下传阅，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为90年代清算的深入，留下了种子，而其收获之一即朱学勤的《道德理想国的破灭》。随着对波普、哈耶克等大师的再解读和例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西方现代思想丛书”的梓行，相关的清算在先进思想界可以说基本完成。但是，像任何社会思想的挺进一样，龙种身边免不了出现跳蚤，例如理性建构之于浪漫意志、理想之于强加乌托邦的因噎废食，竟使人们对很多话题难以张口了。于是有了底线性澄清：“两个托马斯”的故事发人深省；思无涯、行有制；强制之罪非乌托邦之罪；憬从“圣雄人格”低调争取权利。（注：见秦晖：《善恶、信仰与自由：两个托马斯的启示》《思无涯，行有制》、《告别强制》等文。）澄清及时而必要——道德理性是人类必须坚守的第一个希望，包括宗教信仰也包括中国儒家在内的道德理想言说，虽然并不绝对可信，在言说者的行为那里也都出现过这样那样甚至是血腥的背离，但都不说明相关道德理性言说本身的伪善与荒诞，恰恰相反，所有的宗教信仰都以“道德理性”为可理解的共通启示，所有的良法无不以道德理性为终极支持，离开了道德理性的建构，制度建构将漂浮无根，人的社会终究不过的特殊的“动物王国”。现代权利体系当然是道德理性的凯旋。制度与人的“鸡蛋悖论”其实是缺乏权利实践时的一个思辨佯谬。 人的道德经验产生常识理性，常识理性启示人们境遇的相似，相似的境遇面前不需要“从头探索”。交流交往每日每时地成就着明智的“重复”，只有疯子才会与学习绝缘，只有偏执狂才会拒绝借鉴。模仿、学习、借鉴正是人类本原的“经济理性”。 《新文》认为，像经济改革的“摸着石头过河”一样，政治改革也要“走一步，看一步，发现问题再停下来，……走不好，再退回来。……通过这种不断试错的办法，步步为营，循序渐进……这是一种包含着保守主义与经验论哲学智慧的、自觉排斥建构理性主义的乌托邦社会工程设计的思考路径。它渗透着一种对理性建构设计的怀疑主义精神，但他却不拒绝经验中的试错，而是努力通过这种走小步，走稳步，不停步的点滴改良的方式，来实现制度创新。这是一种以直接应对现存问题为导向的试错模式。” 在这里，经验与理性、摸索与借鉴被割裂得面目全非；在这里，人们看到的是一个踽踽独行的自闭症患者。如果说社会就是水文复杂的深流，独行者为什么一定要怀疑别人的舟楫与桥梁呢？经验试错当然不是闭目塞听的经验排他主义，波普的试错论恰恰是一种开放理性。讵料，顾准的经验主义一流行，（注：我认为“经验主义”只是对顾准思想的一局部概括，甚至不是最重要的概括。用“经验主义”指称顾准思想弊大于利。）倒为“摸着石头过河”与汉语的实用主义找到新的辩解了。没有理性怎么归纳、总结经验？既有天赋理性，为什么要拒绝设汁、建构？认知科学何以产生又何以必要？小岗村农民的分田包干，可能基于自留地效益的启示；也可能源于私有制或者自发合作经济的记忆；更可能出于对乡人社会本性的朴素猜测与假设。责、权、利统一于个体，活力自然焕发，说起来是现代智慧，实则自古已然，不过现代社会运用得更自觉更深入更全面罢了。波普说理论（猜测）先于经验，泰半如是。 我得承认，我阅读、理解顾准或者相关译著的过程，就是被现代权利价值“建构”的过程，尽管我的被“建构”离不开自己乡土生活的体验。娴于语言分析的哲学家李河论证说：“民族语言”已经变得模糊不清。如今的“国学”是有些“国也不国”了。我推测，萧先生所以能够将“摸论”翻新，也脱不了被“建构”的情形，抛开20多年摸得如何不论，“摸沦”如果也算一种理论，好歹总有设计、建构的功能。可见得，不是要不要理性建构的问题，而是谁有资格用什么理念又怎样来建构并付诸实践的问题。踽踽独行者没有自绝于他山之石，不过仍然自陷于体用焦虑罢了。拒绝借鉴和引进当然更是虚话，没有新旧“洋务”，还奢谈什么“实业兴国”、“知识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