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尼采、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以来，特别是20世纪50、60年代后现代主义的兴起，使得后现代话语和思维日益凸现于人类的一切领域。以差异、断裂、多元、分解、零散性、破碎性、片段性、游戏性、或然性、散漫性等范畴表现出的不确定性、碎片感、反整体性及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反中心化、反权威化等等，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一股强大的冲击力，“影响着政治实体、认识实体及个体精神——西方的整个话语王国”（注：哈桑：《后现代主义转折》，载王潮编《后现代主义的突破》，敦煌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9页。）。这一影响在后现代政治哲学之“游戏政治”观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它连同“差异政治”、“后理性政治”一起构成了后现代政治哲学的新景观。 “语言游戏”及“游戏政治”之内涵 推崇“语言游戏”是后现代主义的典型特征之一。维特根斯坦这一被誉为“20世纪哲学语言学转向的领袖”，在其后期哲学研究中以“语言游戏”作为语言哲学的基础。他把人们对于语言的使用称为“语言游戏”。他认为，所谓的“语言游戏”是指由语言以及语言交织于其中的行为组成的整体。在人们的游戏活动中，字词是游戏中的工具，语言工具是多样的，不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一般的本质特征，它们之间仅有某种“家族的相似性”。多样的语言工具不存在唯一的正确的玩法，人们不能一劳永逸地确定字词在语言中的地位和作用。他强调语言的使用、语言的意义不是在语言游戏之外，而是在语言游戏之中，是它在语言游戏中的用法。 维特根斯坦把人们的语言活动类比为一种游戏，不仅仅是为了强调字词的使用就是它们的意义，而且还在于说明语言活动是一种有规则的游戏。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字词的使用规则不是逻辑的规则。逻辑的规则是完整的、严密的，逻辑的规则没有多种用法，它们的用法常常是唯一的、确定的，而“字词的应用并不是每次都由规则限定的”（注：Wittgenstein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ed.G.E.M.Anscombe and R.Rhees,trans.Basil Blackweel,Oxford,1953,P.84.P.83.）。我们在玩游戏时，“我们一边玩，一边制订规则，而且也有我们一边玩，一边修改规则的情况”（注：Wittgenstein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ed.G.E.M.Anscombe and R.Rhees,trans.Basil Blackweel,Oxford,1953,P.84.P.83.）。在此他借助语言和游戏的类比力图说明语言使用规则具有不确定性和可变性，字词的意义在人们的使用中被引伸、扩展，它们会随着人们活动的发展变化而发展。维特根斯坦认为，人们是否遵循语言的规则不是要看他们的行为是否与规则一致，而是要从广泛的“语言游戏”之中来考察语言使用的规则。遵循规则的活动也就是一种“语言游戏”。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观作为一种新的语言哲学，否定了语言本质的本质主义企图。他的“语言游戏”观，旨在从动态的人的语言交往活动中考察语言，考察“意义”和“理解”问题。（注：参阅王晓升《走出语言的迷宫》，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68～86页。） 利奥塔认为，“现代主义”实质上是一套“共识法则”(Rules of consenseus)。这些共识法则源自“启蒙叙述法”，认为理性能解决一切问题，它不仅能发现科学真理，而且能在历史中不断克服矛盾和谬误，从而带来公正和社会进步，最终实现天下太平。利奥塔反对这种“超验话语”，认为科学知识不过是一种有着自己规则的“语言游戏”。科学只能“玩”自己的“语言游戏”，我们不能用科学来判定其它“语言游戏”的合法性。我们应当尊重各种话语的差异，依照不同的游戏活动，规定不同的规则和标准，游戏与游戏之间应该平等，并无高下优劣之分，每一种话语都有其自身的独立性和自由发展的权利。在罗蒂看来，“语言是差别性的游戏”，“一种直观只不过是对一种语言游戏的熟悉性，因此去发现我们的直观的根源就是去重温我们在从事的哲学语言游戏的历史”（注：Rorty,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Princeton.1979.P.22.）。 随着“语言游戏”的发展，“语言游戏”已超出纯语言哲学范围，而散播于一切游戏活动中。后现代政治也不例外，主张政治交往活动不再追求整体性、完满性、必然性、真理性，而是成为一种零乱性、碎片性、随机性、游戏性的无终极目标的活动，形成了“游戏政治”观。 后现代政治既然消解了统一的理性底板，没有了规范，亦没有了实证的基础，取消了“自然之镜”，当然，政治就没有了“真(truth)”，就成为一系列变换行为并随机而用的规则性游戏。其中，制定规则的不再是先验的必然大力，或外在强制性底板的力量，而就是每一次参与交往共同体的成员。不仅如此，他们同时又是当事人或游戏者，即规则的执行者、享受者和监护人。这样一来，政治即是与交往共同体同生共亡、一同进退的。交往共同体，成为政治游戏的主体归属。政治共同体的游戏规则是各不相同的，相互之间不能通约，因此，政治话语的意义就没有普适不变的内涵。在一次次具体政治活动用法游戏中才能加以确定的相对物，成为政治学考察的主题。 现代政治视野中的政治游戏 自古以来，交往共同体就曾经是人类存在的主要形式，亦是政治发生的主要依托。在古希腊，城邦政治就是公民政治，即享有城邦合法公民资格的主体际政治。这种政治就已经是交往共同体的交往规则。（注：参见《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3～75页。）在此意义上，亚里士多德曾说过：“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这里的“政治动物”一词的含义，显然是指其“合群性”或交往共同体性而言的。然而，仅指明政治是交往共同体的规则是不够的，因为，对规则的源泉、性质和功能的理解不同，导致了现代政治学与后现代政治学的根本性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