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国家兴衰问题就引起了政治家和学者们的极大关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延续至今。然而，关于国家兴衰的原因，却众说纷纭。事实上，国家兴衰是多种原因复杂作用的结果。而地理环境，就是其中的一种。 关于地理环境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问题，历来有两种比较极端的看法：一种是地理环境决定论。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用五章的篇幅专门阐述了法和社会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认为地理环境特别是气候、土壤和居住地域的大小，直接决定人的生理、心理、性格、风俗、道德和整个民族精神的特征，从而决定社会制度。另一种比较极端的观点是斯大林在《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中所表述的看法。他在该书中虽然承认地理环境是社会发展的经常的必要的条件之一，但另一方面又自相矛盾地一概否定了地理环境的影响有任何决定性的作用，其理由是社会的变更和发展要比地理环境的变更和发展快得不可估量。 以上这两种观点都是片面的。因为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和作用是不一样的。地理环境是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要素之一，但不是唯一的要素。因此，地理环境决定论就难免走上了形而上学的极端。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在特定的时间和社会历史条件下，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这从地理环境对国家兴衰的影响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1 地理环境是指环绕人类社会的自然界，因此亦称“自然环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少数发达国家虽然已开始向太空领域进军，但迄今为止，人类的绝大多数活动仍停留在地球表面。而领土，是人们公认的构成国家的基本要素之一。这样，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国家的兴盛和衰亡，就不能不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就整体而言，地理环境对国家兴衰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影响和决定着国家的兴衰。而这种影响和决定性作用，越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时代和地区，其表现就越加明显和突出。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着，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象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象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1〕人类社会的几大文明古国之所以诞生在黄河流域、 印度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和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的广大平原地区，其主要原因就是这里的自然条件比较适宜于早期农业生产的发展。东半球如此，西半球也是这样。如中美洲的河谷和南美洲西北部，草木茂盛，土地肥沃，气候温和，当地印第安人的粮食自给有余，经济向多样化发展，城镇迅速增加，在白人踏上大陆以前的几个世纪，已拥有具有一切文明特证的较高文化。相反，在美国和加拿大大部分地区的印第安人却被迫过着游牧和狩猎生活，原因是他们居住的地区要么是茂密的森林，要么是贫瘠的土地。〔2〕 不仅蒙昧时代，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和国家兴衰会受到地理环境的决定性的影响，即使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生产力的发展和国家兴衰仍然会受到地理环境的重要影响。正如美国学者詹姆斯·多尔蒂和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所概括的那样：“资源分布不平衡和地理、气候条件的差别，影响国家的潜力。国家大小影响本国的自然资源量。调动必要的人力资源来开发这些自然资源，则受到气候的影响。”〔3〕 其次，地理环境通过生产力这一中介影响和决定着国家的经济关系及其他所有社会关系的发展，从而对国家兴衰产生重要的影响。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简要地描述过世界历史的地理基础，他说，世界上有三种显然不同的地理环境，第一种是蒙古高原、阿拉伯沙漠、南美洲奥列诺科河流域等高原地区，那里居民的财产不在于土地，而在于牛羊，过着游动的放牧生活，没有法律关系的存在，有时会大群集合起来去袭击平原地区的居民，借以掠夺财富。第二种为大江大河所灌溉的平原流域，包括中国和四大文明的其它地区。这些地区土地肥沃，居民经营农业，土地所有权和法律关系随之发展，农业生产四季有序的规律性造成墨守传统的习惯，伟大的帝国便建立在居民的惰性之上。第三种为与海相连的海岸区域，如地中海地区，由于便于与外部世界接触，所以商业、航海业和手工业比较发达。〔4〕历史已经表明， 地中海地区的多样化的生产和较发达的商品交换关系，已孕育了新的更高级的生产方式的萌芽。在近代文明中诞生的西方国家，之所以迅速走向强盛，就得益于这种特定的地理环境和多样化的生产方式。而在古代中国，有利于农业耕作的地理环境虽然哺育和促进了高度的农业文明，但在这种地理环境中所形成的较单一的农业经营和小生产方式，却阻扼了新质文明。于是，在古代文明中一度强盛的中华帝国，在近代文明中却不断地落伍。 第三，地理环境直接、间接地影响着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民族气质和民族性格，从而对国家兴衰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例如，海洋型国家，由于便于与外界接触和联系，居民在从事商业和航海业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创造精神，他们富于冒险性，追求自由，自身的文化水平也得到较快提高。这对西方一些国家在近代历史上的迅速崛起，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而在适宜于游牧生活的国度，地理环境所决定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居民形成了剽悍、粗犷和富于攻击的心理和性格，历史上，蒙古大帝国的建立，与蒙古居民这种剽悍、粗犷及富于攻击性的心理和性格不无关系。在工业革命之前，象中国这样一些大陆型国家，由于居民主要从事农业，一家一户的小生产使他们很少与外界联系，于是，居民形成了眼界狭小、墨守成规、崇尚传统、因循守旧、善于忍耐、缺乏创造的心理和性格。这种心理和性格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阻碍和制约作用，同样是不可低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