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9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12)03-0027-05 关于发展中国家民主转型的研究范式大致经历这样的一个转换过程：现代化理论为民主化提供了明确的考量指标，如政治权威的合理化、结构的分化和政治参与的扩大化与制度化。但是，正如亨廷顿自己所指出那样，无论是苏联和中国模式的权威主义政权还是英美民主模式，就现代化的有效性来说都是合理的，而以上的三个考量指标却又带着明显的英美传统色彩，之所以产生这种悖论，是因为不同的传统决定了民主转型的不同路径，并不一定就以英美传统民主为最终目标。基于这些原因，民主转型研究从政治层面转向社会结构变迁层面上来并逐步展开，如国家与社会、公共领域、多元治理和社会资本理论，都是沿着这一逻辑深化延伸的。这些理论研究对社会结构及其主体问的互动机制和理想目标都做了有益和深入的探讨，无论是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多元主体的平等互动还是中间取向共识(而不是两极分化)的社会资本理论，其最终目的在于以平等自由的契约型合作机制为基础，实现以中产阶级为载体的民主政治。但是，从社会微观视角来看，契约型的互动机制与中产阶级的形成是以最初信任机制发展逻辑为前提的，只有从不同传统社会的最初信任机制及其演变路径进行分析，才能对各个国家的契约型互动和民主模式的发展有着更为深入的理解和阐释。 一、理论的引入 对我国社会结构变迁的研究主要是从社会阶层分化切入的，研究者引入西方学者关于社会分层理论范式(如马克思的阶级理论、韦伯和涂尔干的职业阶层理论)以职业、收入和教育程度等变量对我国社会结构分化状况做了深入研究。早期的研究结果为我国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一个美好图景：由于改革开放推动了社会自主权的发展，新兴职业的兴起打破了既有的单一社会结构，身份的多元性、自主性和流动性符合现代化民主进程中结构分化和多元化的标准，它为实现权力多中心化和分散制约机制提供了空间。但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深入发展，我国社会结构的分化并未沿着预期的自由流动和多元中心的方向发展，而是出现了资源聚集下的贫富分化和结构固化的阶层断裂[1]。尤其是随着社会结构的断裂出现了阶层和群体间的排斥甚至对立的现象，社会底层的贫困群体在固化的结构空间中无法实现有效流动和机会的匮乏成为被“甩出”的阶层，导致社会不稳定和群体事件频繁突发的局面[2]。这些现象的发生无疑让学者对以职业、收入和教育程度为变量的研究局限性进行了反思，即以上变量虽然在社会变迁的流动中决定了各竞争主体的结构性定位(职业和阶层身份)，但是这仅仅是形式上和结果上的，因为真正推动社会结构和分层是沿着多元化、多中心化的方向还是两极分化的路径发展是由结构内部和结构主体问的互动机制决定的。因此进一步的研究沿着两个方向展开：政府主导下的权力机制和市场机制的关联性对社会结构互动机制的影响，个体化微观视角中社会网络对行动者流动机制的作用。 在以国家和政府为代表的权力机制和市场机制的关联性研究中，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到市场经济建立这一阶段，随着社会新兴精英的崛起，市场和社会资源渠道的多元化和快速积累让人看到了社会对全能主义权力制约的希望。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市场机制并不是以权力机制的对立面运行的，而是很快出现了二者的有机整合和联姻。因此，相关研究者指出：“市场改革的目的并不是要重新分配并削弱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干部的政治权力和物质特权；相反，在保持再分配体制基本现状的前提下，它所重新分配的是由新生市场经济创造出的巨大财富。因而，中国的改革并不是简单地以市场机制取代再分配机制的过程，以创造出一个更为复杂的两种体制共存的混合经济格局。”[3]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以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建设，由于政府干预的合理性为干部运用手中的部门管理权限向市场技术权限的转换提供了便利空间。干部或地方政府利用经济决策立项和监管等环节的合法性的体制优势和漏洞进行资源垄断和聚集，顺利实现权力机制向市场机制的华丽转身，造成对社会精英的排挤和他们的被边缘化，从而形成具有自我利益指向的市场化主体。从中央层面的政策导向和发展目标来看，我国市场经济建设是以实现民主化和政府现代化转型为目标的，各种完备性的法律和制度体系设计都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保障措施。之所以出现这些系统性的政策实施在执行环节中出现了与目标相违背的现象，是与我国既有的庇护性网络传统紧密相关的，即在法律化和制度化这些结构性系统互动空间中，个体间微观互动的“关系型”社会网络对国家制度化互动机制具有侵蚀作用。 我国的个体化微观互动即社会网络机制与欧美现代化传统的微观互动有着很大的不同，因为在现代性(发达国家)社会中，个体之间的社会网络构建是起着一种信息桥的作用——运用各种信息的聚集和整理为自我生活规划作出合理决策[4]。而我国个体间的社会网络则是庇护性的“关系”互动机制，私人情感和伦理机制具有决定性作用，而对于“外人”和陌生化的主体则是排斥的。这种“关系”型的社会网络在个体间互动中占有重要位置并对国家制度化的系统互动具有反作用。杨美惠指出：“关系艺术按照人自己对需要的解释，也按照水平的社会关系的优势模式，对国家经济已经分配过的东西进行再分配。”以礼物经济为代表的关系模式对个体互动方式进行了重构，“是它的关系伦理的话语对遍布国家分配交换的模式的普遍伦理的统治话语的替代”。“关系伦理在交换和分配当中，对自己人/外人的区分甚于对规范化的考虑和道德—政治的标准。这是对普遍伦理话语的唾弃，在后者，忠诚的成分是固定的，不是重构的，不依赖于情境和特殊的关系而被普遍应用的”[5]。当这种以熟人社会为基础的关系伦理主导了个体间的互动机制后，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一政治互动机制就遭到破坏甚至替代，它在政治民主领域中演化为一种庇护性的互动关系，政治权力与市场机制相结合也就不难理解了。造成的结果就是优势结构主体的特权地位和资源的垄断性聚集，底层结构主体的被甩出利益分配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