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彼·奈特尔(J.P.Nettl)1968年撰写了关于国家的经典文章，试图说服与他同时期的社会科学家，使他们认识到，国家是“存在的，任何概念性的重构都不能消解它”。正如奈特尔所描述的，对国家的分析“并不流行”，而他认为这是一种不正常的学术现象。他坚信“国家性”(stateness)——国家机构的核心地位——在各个国家以不同的方式体现，而且，只有重新将国家作为政治分析的中心，我们才能理解政治行为和政治机构。在此后30年里，奈特尔的观点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国家性问题重新获得并保持了奈特尔所主张的重要性。而且，他所发起的对这一问题的争论一直没有减弱。 尽管奈特尔的观点已经得到证明，但是证实的形式和内容却颇具讽刺性。对国家的兴趣提升了，但是兴趣点在于国家对经济的重要性，这是有关国家的争论复兴的关键，而奈特尔的文章则完全忽视了经济学。①这种学科上的变化，部分导致了对相关利益定义的变化。对于奈特尔来说，国家性之外的选择是公共权力体系，在这种体系中，其他的机构(例如英国的政党，美国的法律和法治机构)变得显著。当前的争论更多关注的是公共权力对私有权的控制应该达到什么程度，而不是公共机构的形式。重新唤起的、对市场作用的政治信仰，加上对公民社会的新的发现，催生了一系列具有超凡魅力的政治形式，作为公共机构的替代，以及与此相应的一系列关于“国家衰落”的争论。 理论视角的变化与国家地位在现实中的历史性变化是分不开的。奈特尔文章发表以来的几十年里，对国家的要求已经萌发了。在加入经济与合作组织的国家里，人口膨胀促使转移支付增加，继而导致政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翻倍。在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快速发展的期望也导致了同样的结果。而政治和政府机构发展滞后，导致了前景不明的“能力差距”。在一部分发展中地区，尤其是非洲，国家的衰落已经发生，政府机构已经完全崩溃。即使在机构没有面临崩溃的地区，公共机构的能力也逐渐遭到侵蚀，令人担忧。与20世纪60年代相比，在90年代，要忽视国家的存在是很困难的。 从奈特尔的分析角度来看，最具讽刺性的可能是世界舞台的变化对“国家性”的影响。在奈特尔看来，国家相对于世界体系的作用是不变的，它只会加强国家性，即使国内机构对此表示否认。②30年后，对世界舞台的看法已经大为不同。旧的两极世界体系已经瓦解，削弱了以国家为核心的政治和军事敌对势力主宰国际关系的权力。同时，获取跨国经济收益的机会增多，这就为一系列新的、关于国家已经不合潮流的论证做了铺垫。根据这些论证，跨越国界的经济交易进一步发展，减损了国家权力，使其作为经济行为主体边缘化了。奈特尔认为能加强国家性的舞台现在已经超越了民族—国家的权力。 全球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与资本流和商品流同样重要，奈特尔的分析也确实预见到了这些变化中的一个关键方面。奈特尔认为，英格兰是“无国家性社会的典范”，“美国式的社会政治自省使得任何对国家的正确认识根本就不可能”。因此，在奈特尔发表文章之前的25年里，对国家性的相对忽视是“社会政治重心向美国倾斜”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如今，盎格鲁—美国式的意识形态扩张处于畅行无阻的霸权地位，是塑造当前世界经济特征最强大的力量，包括树立有关全球化会影响国家衰落的认识。 在这种环境下，要坚持奈特尔的方案，就必须寻找新的出发点。不能再将“无国家性”(statelessness)简单地视为盎格鲁—美国政治文化的一个特点，而必须将它视为占主导地位的世界思想意识，以及可能实现的制度现实。因此，首要的问题成为：国家的衰落是否可能？如果可能，这种制度变化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诀窍在于，要认真对待国家衰落的问题，但是又不能想当然地给出肯定的回答。 本文要论证的是，国家衰落的可能性存在，但是却不太可能发生。目前关于衰落的论述只是回应了关于国家能力危机确实存在的观点，而且绝对是消极的、防守性的回应。危险不在于国家会成为边缘化的体制，而在于吝啬的、更压迫式的国家组织方式会成为避免公共机制崩溃的唯一出路。对国家衰落的过度关注使我们无法考虑这样的积极可能性，即通过努力提高国家能力，使国家能更有效地满足它所面临的新的需求。最终，我们应该往回追溯，找到与奈特尔的原始方案接近的办法，比较不同种类的“国家性”以及它们产生的结果，不过这次应该更明确地考虑到全球化的影响。 本文从考察全球化对国家性的影响出发，论证了全球化的结构性逻辑以及世界经济过去一段时期内的历史发展既为“高度国家性”也为“低度国家性”提供了基本原理。文章进一步论证了经济全球化与低度国家性之间不存在明确的逻辑联系，因此，世界秩序中的规范和意识形态成为确定全球化对国家性影响的关键决定因素。在考察了全球化之后，本文进而转向当今关于国家的理论视角，并论证这些视角既是对当代世界秩序的深刻认识，也是影响这一秩序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面貌的重要因素。最后，本文探讨了这一分析对国家性未来实现形式的启示意义。 一、全球化以及国家的作用 最近一期的《代达洛斯》(Daedalus)杂志用“减弱的”、“有问题的”、“空洞的”等典型形容词来修饰当代国家。③“国家权威已经向上、向下以及向侧面流失了”，在有些方面甚至“完全消失了”，全球化虽然不是导致这种观点的唯一原因，但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全球化主要通过两个互相联系而又不同的渠道产生影响。在过去30年里，跨国经济关系已经变得越发重要，其特点也改变了，这就为国家行为创造了一个全新的、限制性更强的背景。这些结构变化带来的政治影响又受到越来越处于全球霸主地位的盎格鲁—美国意识形态的引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