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探讨一个经典的政治学问题，即特定的政治安排能否为经济增长提供足够的经验基础。应该看到，人类对于政治体制的经济后果的考察由来已久。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民主逐渐被人们接受为一种“最不坏”的政体类型，许多国家或地区也经历了民主化浪潮。自从民主与增长的关系随着民主化比较研究的兴起而备受关注以来，以西方学者为代表的学术界就对此问题展开了各式各样的研究。然而，民主制度到底在多大程度影响经济发展，却并没有在学术界达成共识。 民主制度和经济增长是复杂的动态的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它们不会自我呈现彼此的相互关系。关于政治制度影响经济结果的结论必须通过分层次的比较分析才能取得。学术界在此问题上所取得的有限共识表明，民主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虽然是重要的，但并不是绝对的。换言之，存在多元机制使得民主制度的运行在经济领域发生影响，经济领域内的变化也可以机制性的归因于制度的变革。同时，不可避免的是，民主的不同发展阶段必然与经济发展的程度相联系，甚至是存在某种因果关系。由此，我们认为理解民主制度之经济效应的第三个维度——即受民主制度的不同类型所影响的经济增长差异——也是可取的。通过这三个维度的分析，我们大致可以从整体上清晰地把握民主制度的经济效应。 一、民主制度影响经济增长的多元机制 研究者对于经济活动的制度基础的重视并不是新鲜的事情。早在几百年前，休谟和斯密等人就提醒我们注意制度安排塑造人类经济活动的作用。但是，真正让制度因素在分析经济行为时发生效力还是新制度经济学家的功劳。在他们看来，制度因素比经济类因素(如资本、劳动力、技术等)更能解释经济领域的长期变化。而且长期的经济增长必然与私有产权的有效保护以及契约的可信承诺相关的制度相联系，经济绩效取决于特定社会的制度安排及其背后的政治交易成本和激励机制差异。“对产权和产权运用的制度保护是持续的经济增长所不可或缺的。”①诺思赞同制度经济学关于产权制度的理解，并将包括产权制度在内的一系列民主制度看成是近代西方崛起的重要原因。在解释近代历史上为什么西班牙和法国逐渐衰落而英国和荷兰却能取得经济成功时，诺思直接将原因归之于民主制度。所有权结构、权力制约结构和国家税收结构等制度差异造就了国家经济力量的兴衰起落。②虽然在此后的研究中，诺思将制度的范围扩展至非正式制度领域(包括惯例、习俗等)，但是他关于经济变迁研究中制度的解释力深信不疑。正如他所言，“制度在社会中具有最为基础的作用，它们是决定长期经济绩效的根本因素”。③奥尔森与诺思有类似的问题意识，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也彼此支持，他以“集体行动理论”研究国家兴衰的方式令人印象深刻。他认为经济的长期发展除了要满足产权制度保障与可信承诺的履行之外，还必须限制国家掠夺的动机与能力。奥尔森把专制和民主政体的统治者假设为自私自利的理性人，追求自我租金最大化目标。然而，奥尔森发现民主政体(大多数人统治)的统治者与治下公民的共容性利益较之专制政体更大，因此民主政体更加倾向于保护经济的稳定发展以获取社会租金最大化，从而抑制自身的短期掠夺冲动。同时，由于相对于专制政体而言，民主政体从社会经济增长中获得的后期回报更高，民主政体也更愿意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④奥尔森在他另外一篇文章中更是旗帜明显地指出，国家之间的经济差异并不是由资源禀赋、特别是人力资本或技术上的差异造成的，而是取决于国家的制度安排与经济政策。⑤ 从上分析可以看出，诺思和奥尔森或明或暗地坚信只有民主制度才能支撑起长期的经济增长。民主制度所具有的支持经济繁荣的功能似乎十分可靠。但是，某些民主国家的经济低迷甚至停滞、后退与某些威权国家所展现出的经济活力所形成的反差，促进我们要更加深入地理解民主制度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和禹贞恩(Meredith Woo Cumings)等人试图发现一种有别于民主支持论的学术观点，他们认为东亚国家在经济方面所取得的奇迹与威权国家强烈的发展愿望(经济民族主义)、良好的政商关系、调节性的产业政策等因素密切相关。⑥显而易见，他们并不认为经济发展只能民主制度下才能取得，威权制度一旦满足了经济发展的某些条件同样会产生良好的效果，而且威权政体还具备民主政体所缺乏的政治上的高度权威与控制。斯蒂芬·哈格德(Stephan Haggard)反对这种功能主义分析方式，他对制度与增长关系的考察更为深刻。作为擅长从政治经济学进行比较分析的学者，他发现并不存在单纯的制度途径来使威权制度与经济绩效发生关系，东亚各国促进经济成长的制度途径是多样的。例如西方政治学已经证明明确的产权制度是保障财产所有权继而推动发展的重要方式，而在东亚各国，所有权的保障有的来自强有力的产权制度，有的来自政治稳定下所有权的确定性，有的来自威权治理下资源的直接动员能力以及亲投资型产业政策，有的来自改善分配有效性的政治改革以及政府掠夺行为的限制等。东亚各国社会状况的多样性也使得其政商关系模式存在差异。⑦ 除此之外，定量研究方法在比较政治学领域内的广泛应用为检验民主制度的经济增长效应提供了基础。大量的此类研究已经表明，持一种民主政体直接促进(或阻碍)经济增长的绝对主义观点是不可取的。民主制度更多的是通过一系列机制性因素间接地影响经济发展的绩效。由此可见，民主政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非线性的。大多数学者基本认可政治制度在塑造经济发展动力方面存在重要影响，但是很难找到一种单纯的制度因素来证明民主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因果联系。在此，西方学者通过对变量进行操作性定义、扩大样本量、建立数理模式、区分变量层次等技术手段进行研究。纵观此类研究，主要包含以下几大特点： 其一，寻找各类政治性中间变量来建立民主制度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这些政治变量与制度的运行密切相关。库珀·杜瑞(A.Cooper Drury)等人的研究就属于此类研究中的一种，他们利用100个国家(分为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两类样本)在1982至1997年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结论：虽然民主对经济并不产生直接的促进作用，但是腐败可以削弱经济发展。在民主国家中，腐败对经济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在非民主国家中，腐败阻碍了经济进步。民主可以通过削弱腐败的方式间接影响经济增长。⑧托马斯·普拉姆珀(Thomas Plümper)等人则认为政治参与与政府开支因素是重要的。通过对83个国家1975年至1997年间的面板数据做最小二乘法的统计分析，他们进一步发现当民主参与处于低水平时，政治精英容易通过扩大政府开支来吸引或收买选民，从而创造寻租空间。而民主参与程度高时，通过扩大寻租以及政府开支吸引选民的做法越来越昂贵，而变得不可取，继而客观上降低了经济交易的成本，带来了投资保证。⑨冯毅(Feng Yi，音译)则关注政治稳定变量的作用，他在1997年的研究中区分了三种类型的政治不稳定：一种是政体层面上非常规不稳定；一种是政府层面上的重大的常规性不稳定；一种是政策层面上的微弱的常规性不稳定。他的数据来源是1960年至1980年间96个国家的统计，数理方法是三阶最小平方估算，得出结论：非常规的政治变动会增加市场的不确定以及政府的掠夺可能，从而威胁经济增长的产权基础；而民主政体下的两种常规性政治变动，反而会提醒政府保护产权利益，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性基础。⑩由此可见，民主制度可以通过上述四类政治变量(当然不止这四类)来影响经济发展，从分析中我们大致可以认为：民主制度可以抑制腐败来促进经济增长；也可能会在高度的政治参与与政治自由条件下促进经济增长；同样，民主制度下的常规性政治变动不会损害反而会刺激经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