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6日，约翰·邓恩教授做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第二十一期国·政大讲堂，发表题为“为什么我们需要一部政治思想的全球史”(“Why We Need a Global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Today”)的演讲，本文为邓恩教授演讲的中译稿，由邓恩教授授权《中国政治学》杂志刊发。 近十年来，在从芬兰、美国到日本等世界各地的公开场合中，我一直倡议(该观点我私下思索了几十年)：当前，世界各地的人类急需一种崭新的视野来理解政治。我想说的是，人类现在需要学会把他们试图探寻自身政治情形和经验的历史看作某种同一进程的一部分。这似乎是一个颇为奇怪且荒谬的宣称。有几个明显的原因使它显得如此：某种意义上，它显得奇怪的首要原因在于它全然不为人所熟知。因为从世界各地的研究和写作情况看，这不是当下的政治思想史被人理解，或者作为一项持续已久的智识性活动为人所从事的方式(它也并不是如今在学界新兴的分科——全球政治思想——所从事的方式，更不是它实际所取得成果的方式)。我们可以自信地假设，在所有研究、写作和教授政治思想史的大学中(从截至目前最普遍的情况看)，政治思想史的研究现状就是如此。这不仅是因为研究政治思想的动机是局部性和偶然性的，而且本质上它就是地方性的(local)。 在过去几个世纪中，部分最伟大的西方思想家——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确实非常自觉地认为自己不仅是在思考全人类，更是为全人类而思考。但即使是康德在哥尼斯堡的演讲，抑或黑格尔在柏林的演讲，他们都清楚地明白他们在对谁讲话。两人都没有将全世界视为自己的演讲对象。甚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同起草《共产党宣言》的时候，似乎也不能相信马克思是在对全世界讲话，毋宁说他是在对当时西欧城市中的一小部分人讲话。 这一从全球角度理解政治思想的动力衍生得极其缓慢，而且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时间。这种共同需求(the shared need)在数千年前并不存在，那时人们各自居住在小型聚落，彼此很少或从不发生关联，因为彼此关联的风险很高，但有一种情况例外，即暴力冲突。而在激烈的暴力冲突中，过去如同现在，人们本质上不可能真正在意冲突对于眼前的敌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因为这时最急切的需求是维持生存和保护最在意的事物。霍布斯主义和对“和平条款”(convenient articles of peace)的功利追求只能建基于有相对精细政治分工的较大规模政治体，在不同的时代里由那些能够置身事外且具有战略眼光的人来专门处理。人类政治思考的绝大多数都没有被以文字形式记录下来，尽管其中的很大部分在公共场合口头流传着。大部分政治思想史被记录下来的地方，通常存在于那些被反复镇压所铸就的大型政治系统当中，且这些政治系统往往具有一定程度的书写文明和绵延的历史。这类反思的沉淀大多出现在最广大和最绵延的政治体系当中，例如形态复杂的中华帝国、罗马帝国、横跨欧亚的伊斯兰帝国，还有相继而起的欧洲大陆帝国和海洋帝国，以及最终出现的美国和苏联。顺着这条线索，就会发现历史的动量加速穿过世界，并不断卷涉更大的区域和更多的民众。且无论好与坏，对世界上剩余地区的人类社会而言，这一压力都会以不均衡但无法遏制的速度增加。 你可以选择把人类的所有关系，从最亲密到最疏远的，在某种程度上都看作政治性的。但本质上，这是一个想象中的选择。你不能将目前全世界现存的所有人类关系都只看作政治性的。作为同一物种，人类的命运前所未有地紧密联结。随着人口数量不受控制地快速增长，人类对自然界的开发利用持续加剧，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所承受的压力持续加大，拯救我们及子孙后代的栖息地就日益成为一个共同的挑战。识别生态拯救的有效措施当然并非政治性的而是技术层面的努力。但是洞察推动人类社会执行的方式不是一个技术问题，也不是一个政治技术的问题。这有赖于人类学会一项他们非常匮乏的能力，即认识并承担责任，学会与其他人类群体有效合作，这些群体我们所知甚少且对其缺乏真正同情。 只有那些完全无法感受到人为的国家、社会和经济活动对其生存环境造成了多么大伤害的人，才无法意识到这种挑战的规模及其影响。但是即便是将它看得最清楚的人和受其影响最严重的人，也有紧迫的理由将这项规模巨大且极其艰难的清理修复工作塞责给他人。我们都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其中人类已经变成环境的掠夺者。那些全球数以亿计享受良好生活的人们(过去四十年，中国有许多人加入了这一群体)几乎没有意向去阻止这一切。因此任何苦行僧般的全球项目都会在政治上被孤立。但既然弥补堆积成山的破坏这项工作越发不可能由快速降低消费来实现，那它就只能在更大程度上依靠全球智识合作的显著增强来推动。和那些彼此熟知、相似且没有矛盾的人合作是最容易的，与那些我们原本就不熟悉的、很少感同身受的人合作是困难的。我们必定无法集聚和维持执行这项艰巨任务的意志，除非我们在相处的过程中相互认识并真正了解对方，并知悉这一任务的紧迫性。 我的中心论题是，人类必须思考如何与他人相处。语言赋予了人类思考这一需求的机会，这种需求是人类和大多数其他动物所共有的，但人类做的比任何动物所做的都要复杂，语言的精巧和抽象性转而又为思想的积累提供了可能性。人类思考的重要领域之一是政治：人群的互动跨越了之前熟悉的领地，而不同人群的利益相互重合或冲突，人们需要决定是与他人交换利益，还是强制他人服从自己。当历史学家们研究历史上的政治思考之时，他们主要追寻某个特定的地理范围内，政治思想随着时间推移而积累或消散的历史过程。只是在很近的时段，他们才开始着手比较一系列不同规模和存续时长不同的区域，追寻其中相同的积累或消散过程。在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哲学家卡尔·雅思贝尔斯(Karl Jaspers)和社会学家希姆尔·艾森斯塔特(Shmuel Eisenstadt)略显轻率的早期作品之后，安东尼·布莱克(Antony Black)①和詹姆斯·巴伯(James Babb)②在其著作中的尝试已经非常体系化，并且取得了可观的成功。在每一部这类作品中，作者或多或少地广泛依赖那些具有长期读写能力的凝聚于传统信仰当中的高级文明，这些文明在长时段内被不断精细化的文献所诠释。很明显，这些文明圈内部的历史，以及群体内部通过自我组织以实现防卫和繁荣背后的那种识别和解决其所处困境的尝试史构成了全球政治思想中突出且重要的部分。我们有理由期望，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学界对此部分有进一步深入和系统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