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政治是基于社会——建立在对抗与冲突之上的人类共同体——最高利益，对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新规范，对于社会的重新组织。社会的最高利益是政治现象的运动所围绕的核心。它具有阶级性与公共性两重性质，而且是不可直观的形而上存在。为此，标榜经验和实证研究方法的现代政治学，只能从经验材料中归纳、抽象出政治表面的共性，不能真正把握政治现实的脉搏，并在理论上陷于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对立而不能自拔。政治学只有摆脱实证主义观念的束缚，将研究奠基于对现实社会的最高利益的认识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真正进入政治现实的深层本质，成为社会所需要的科学。 一、当代政治学所面临的困境 政治学还不能象物理学、气象学那样令人信服地解释客观现象、大体无误地预测未来，因此，在现实生活中，政府和公众在做出政治决策或政治选择之前，很少想到要去向政治学家咨询。使政治学成为可以解释和预测政治现象的科学，已是政治学家的共同使命。许多政治学家认为，要达到这个目的，政治学就必须脚踏实地地研究政治现实，实现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但是，真正的问题却在于：如果政治学中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不能在理论上统一起来，即使研究现实政治，政治学也仍然只能游离于真正的政治现实之外。 政治现实是客观的“事实”，同时又具有价值，具有直接涉及人们利益的“意义”。价值与事实在政治现象中本来是统一的。但是，在理论中，对于政治现实的事实判断与依据政治事实对人的意义而做出的价值判断，又有所区别。一般认为，事实是唯一的，事实判断可以是客观的，具有普遍性、可公共检验性，而对事实的价值判断则牵涉相互冲突的利益，缺乏公认的普遍准则。另外，抛开政治事实的意义，所描述的就只是物理事实而不是政治事实。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二律背反，使当代政治学陷入了“是否可能”的困难境地。 政治的历史本来是“真”与“善”辩证统一的过程。任何新兴的政治制度都曾是有利于人类发展的，并且具有客观的必然性。因此，尽管不同社会集团基于各自的特殊利益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政治价值观，但是符合社会的或时代的人类共同利益却是唯一的，价值领域的真理是唯一的。从柏拉图、洛克、黑格尔，到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所有重要政治思想家都怀抱着发现政治价值领域的真理的共同目标。虽然他们中的有些人公开承认自己是某一阶级的代言人，宣布他们的政治价值标准直接体现了这个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他们的政治目标就是实现这个阶级根本利益；但同时他们也一定证明，正是这个阶级的利益实际上代表和体现了现时代人类的共同利益。对于这些思想家来说，价值判断也是客观的，是依据客观的人类共同利益对于社会组织形式的选择。 问题在于，什么是人类或生活于同一社会共同体中的人们的共同利益？有没有一种客观的东西，可以作为人类或社会的共同利益的客观根据？传统的方法是基于对不变的人性的抽象思考。因此，在政治学的历史上，曾经并不存在上述的二律背反。古代的、近代的政治学家，依据对于人的本质的理解，得出有关政治的本质的认识。对他们来说，一定形式的政治国家，就是最有益于人类生存的组织形式，就是善的体现。他们从政治“是怎样”的事实判断，推演出现实政治“应该怎样”的价值判断。在他们那里，事实与价值、真与善是统一的。但是，由于他们对人的本质以及政治的本质的误解，他们的理论总是主观、生硬地规定现实，导致了政治理论和政治现实的对立。18世纪以来，经验自然科学兴起，其经验的和实证的研究方法给予社会科学深刻影响。19世纪后半期，美国学术界开始提倡“政治学的科学性”，一些学者“强烈感到传统政治学中的方法不足以说明实际情况，更不能在一定的情况下预测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并导致了“理论与实际的对立”。他们提出了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用已观察到的和可能观察到的人的行为来解释政治现象”，以使政治学成为可以解释和预测政治现象的科学。他们认为，价值判断是审美偏好和情感偏好的表达，缺乏客观性，从而力图回避价值判断，只研究政治“是怎样”，而不探讨其“应该怎样”，以为这样就可以更接近于把握政治的实际状况。 但是，政治科学却不能象自然科学那样简单明了地回避价值问题。自然现象与人类利益并无必然的联系，其本身无所谓“善”或“恶”。自然科学在其研究中越是彻底排除人的价值观念的影响，就越能深入自然的奥秘，做出有益于人类的贡献。政治领域则不然。它本身就是利益与价值冲突的领域。政治学如果只是描述政治现象“是怎样”，面对利益及价值的纠纷不置可否，所达到的并不是理论的客观性，而是放弃了独立判断政治现象的科学立场。这样的政治学，只能是关于政治的知识体系，而不会有对于政治的真知灼见。更为严峻的问题是，在当代政治学逐渐认识到这一点以后，却又发现：按照经验的和实证的方法，政治学还是只能描述现实中人们已有的政治价值，却不能形成自己的价值准则。而按照传统的哲学方式所形成的价值判断，又被证明是不科学的。在此背景下形成的历史主义方法，就企图以历史文化条件作为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的共同根据，将政治价值解释为一定时代的历史文化条件的产物，又遭到了人们义正辞严的指责：“最激进的历史循环论者在1933年对他的国家（德国）最不明智和最不温和的部分做出的裁决，表示屈服或宁可说是欢迎，把它当作命运的安排。”〔1〕的确， 法西斯的政治价值观是在一定历史文化条件下产生的，可谁又能说法西斯政治是“好”的政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