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1年美国批评家希利斯·米勒在《文学评论》发表《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会继续存在吗》一文以来，文学在电子媒介时代能否继续存在下去就成为中国文论界关心和争论的新话题。在中国，虽然像德里达那样直接就宣布电信时代文学死亡的观点尚不多见，但街谈巷议间已算不得什么新鲜事了。与此相反，更为强大的立场则是毫不妥协地坚持文学和美学的永恒性和神圣不可侵犯，如针对米勒的几篇批评文章即是明证。 仿佛为了回应于此，米勒2003年9月再访北京，带来了他的新作《论文学》，该书开篇即暗示其辩证的答案：“文学的终结就在眼前。文学的时代几近尾声。该是时候了。这就是说，该是不同媒介的不同纪元了。文学尽管在趋近它的终点，但它绵延不绝且无处不在。它将于历史和技术的巨变中幸存下来。文学是任何时间、地点之任何人类文化的标志。今日所有关于‘文学’的严肃的思考都必须以此相互矛盾的两个假定为基点。”（注：J.Hillis Miller,On Literatur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2,p.1.）言下之意，偏执于哪一极端都将是不“严肃”的，都可能造成对文学的亵渎和伤害，只是方式不同而已。 我的态度和原则也是如此。也就是说，既不把当前的文学终结论视同“狼来了”一类的儿戏，也不把坚持文学的存在看作顽固保守，而是历史和具体地论析电子媒介将会怎样影响乃至改造文学的形态和本质，文学能否突破新技术的围追堵截而劫后余生，乃至于生生不息。本文侧重前一方面，即我们所关切的是，文学与电子媒介的相遇究竟会发生哪些故事和悲喜剧，尤其在文学这一边。 一、图像增殖对文学的审美重组 麦克卢汉那极具说服力的命题“媒介即信息”，特别是当今媒介对日常生活无所不及的覆盖与渗透，使我们无须再纠缠于电子媒介“是否”可能重塑文学的本质，而是可以直接专注于它“如何”的问题。本文将提出和论证：第一，新媒介通过改变文学所赖以存在的外部条件而间接地改变了文学；第二，新媒介直接地就重组了文学的诸种审美要素。我们认为，只有“如何”的问题解决了，“是否”才可能最终地坚定不“疑”。现在先考察第二方面，即文学如何被新媒介直接从内部重塑了审美构成。 这首先要解决一个由来已久的疑难问题，即什么是文学的审美构成。就像回答美的本质一样，我们只能说某一具体物如陶器、习俗、美女是美的，但无法说出什么是美本身。对于文学由哪些审美要素构成这一既让人左右为难又可能述说不尽的问题，我们只能大而化之，简单道来：一是纯形式的语言美，二是语言传达的内容美，在这类美的要素中，形象之美可能居于首位。以电影、电视为例，当文学进入这类新媒介，其形象之美被放大、强化，而语言之美不是被取消就是被边缘化，成了可有可无的点缀。影视以图像说话，以图像为其语言，以图像为其本质存在；没有语言仍可为影视，没有图像则不成其为影视。在文学文本中语言和形象本来就是统一和凝结于语言的一个东西，语言蕴涵着图像，舍此便无以求形象，尽管严格来说语言不可能穷形尽相，即文学文本内也存在着语言与图像的张力，但既然在语言文本之内，它们就无从分开；而在影视之中，其关系之极端者则已呈分裂状态，已超出矛盾和对抗的意义，即如果说在文学文本内语言与形象的关系是对立和统一的，那么影视则能够彻底清除这种二元对立关系，而仅以图像立身。文学若是仍然愿意进入影视媒介，那么它就必须臣服于图像。这都是一般的知识了。我们应深入探索的是，图像对语言的傲视、挤压、收编、霸权甚至不屑一顾、耻于为伍，这对文学的审美构成意味着什么。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仍需在形式上回到语言与图像的关联上来。我们的大致思路是：先指出图像是什么，后说明它对语言，对以语言为媒介、为“信息”的文学意味着什么？ 关于图像的性质，阿莱斯·艾尔雅维茨在其新著《图像时代》里援引了米切尔(W.J.T.Mitchell)的一个悖论性界定：“图像就是符号，但它假称不是符号，装扮成（或者对于那迷信者来说，它的确能够取得）自然的直接和在场。而语词则是它的‘他者’，是人为的产品，是人类随心所欲的独断专行的产品，这类产品将非自然的元素例如时间、意识、历史以及符号中介的间离性干预等等引入世界，从而瓦解了自然的在场。”（注：W.J.T.Mitchell,Iconology.Image,Text,Ideology.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e Press,1986,p.43.见阿莱斯·艾尔雅维茨《图像时代》（胡菊兰、张云鹏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6页。引文据艾尔雅维茨原稿有改动，下同。）在此米切尔将语言与图像的对立以尖锐的形式突显出来：图像就其本性而言是符号性的，因而也是语言性的，它是图像语言，被其使用者用作对现实及现实之主观关联物的表述，但同时它也总是被当作直接的现实或现实本身，而非如语言那样自认是现实的模仿、中介或有所不及的替代品，——由此在图像与语词之间，仿佛有一条真实与虚构的鸿沟。 图像的直观性和自然在场性，进一步说，图像包含有更多的现实性和反解释性，将构成对诗或语言之间接性和抽象性的逼视和质难。利奥塔认定，话语就是逻辑、概念、形式，就是符号的王国，而形象性则是将不透明性注入话语领域，它反对语言意义的自给自足，把不可同化的异质性引入一般被假定为同质的话语。因此，形象性与其说是话语性的单纯对立面，意义的一个替代性秩序，毋宁说它是拆解的法则，阻止任何秩序具形化为完全的一致性。（注：见Martion Jay,Downcast Eyes.The Denigration of Vision in Twentieth-Century French Thought.Berkley: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p.564.参见艾尔雅维茨《图像时代》第89页。） 毫无疑问，利奥塔关于话语与形象的比较是后现代指向的，即试图以图像来解构话语所代表的理性；但是由于其所谓的形象的感性丰富性、不透明性和多义性等等，其后现代指向则又是对于文学及其文学性的肯定和张扬，如贝斯特和凯尔纳在原则上认定图像的后现代性质后指出：“利奥塔希望使形象进入话语并改造话语，以及发展一种形象化的写作模式，即‘以言词作画，在言词中作画’。因此，他推崇想象的和一词多义的诗歌转义，推崇写作中的暧昧，将诗歌标榜为一切写作类型的楷模。其目的是想以图像的话语瓦解抽象的理论话语，以那种采用越界性文学策略的新话语颠覆霸权话语。”（注：Steven Best and Douglas Kellner,Postmodern Theory,Critical Interrogations.New York:The Guilford Press,1991,p.152.）在利奥塔，文学、图像和后现代性不过是同一事物的不同表述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