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奥·洛文塔尔(Leo Lowenthal,1900-1993)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成员，但是在对待大众文化的问题上，其立场和观点却显得犹疑和暖昧。如果说洛文塔尔的大众文化观有其独特之处，这种独特性究竟体现在哪里？哪些方面构成了他的大众文化观的主要元素？如果说洛文塔尔在对于大众文化是谴责中隐含着理解，否定中暗藏着肯定，那么这种“骑墙”姿态得以形成的深层原因又在哪里？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回答，显然有助于我们对洛文塔尔大众文化观的深入理解。 大众文化≈通俗文学 为了能更充分地进入这些问题，让我们先从洛文塔尔与阿多诺大众文化观的不同之处谈起。 在论及两位理论家大众文化观的区别时，格罗斯认为，首先，阿多诺从来没有像洛文塔尔那样把自己看成是一个“社会科学家”(social scientist)，他可能会把自己看作使用社会学材料的艺术家而不会把自己看作使用艺术材料的社会学家。同时，阿多诺不仅仅是一个文化评论员(cultural commentator)，而且更是一个好斗的甚至富于侵略性的文化批评家(cultural critic)。而且，当阿多诺把自己的主体性经验渗透在自己的研究中时，他的批评文字会呈现出一种反讽、忧郁、密不透风等等之类的风格，而所有这些，都是文学社会学家的洛文塔尔所不具备的。其次，由于阿多诺认为“挑战一个社会包括挑战这个社会的语言”，所以他常常以格言和警句式的写作构成他行文的语言和形式。于是，他的每一个句子必须以著作的全部为中介才能作出理解，这样的文本需要细读，需要有感觉语言的微妙性与含混性的能力。然而，也正是这种特殊的行文风格限制了更多的人从他的大众文化理论中受益，而洛文塔尔的大众文化理论则不存在阿多诺那样的理解难度。第三，洛文塔尔把文化客体看作是破译社会进程的密码，因此，文化客体的内容对于洛文塔尔来说是最最重要和富有启迪性的；然而，对于阿多诺来说，他所感兴趣的并不是文化客体的内容如何保存了流行的社会看法，而是这个客体出现之后，它如何成为了一个时代文化思潮的主要密码。第四，直接指出大众文化某些方面的社会起源，阿多诺显得非常熟练，但是，把大众文化放到一个既定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他则没什么兴趣。而洛文塔尔则恰恰相反，尤其是在“研究所”的那段日子里，通过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来仔细辨别大众文化的细微变化，则成了洛文塔尔的主要工作。第五，阿多诺不断地为“非同一性”(nonidentity)的要素进行辩护，因此，他分析文化的目的之一是拯救自律或激进的主体性中的元素，营救那些不能被同化的细节，解救那些标准化时代所有被拒绝和被毁坏的东西。这样，与洛文塔尔相比，阿多诺就发现了现代生活中更多的荒凉与不可忍受之处，这也是他呼吁“否定的辩证法”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在洛文塔尔的著作中，我们却很难发现他有如此强硬的立场。（注：David Gross,"Lowenthal,Adorno,Barthes:Three Perspectives on Popular Culture,"Telos,no.45(1980).pp.129-31.） 格罗斯对阿多诺与洛文塔尔大众文化观的比较分析无疑是相当精彩的，但是，或许是囿于方法论的视角和大众文化理论的资源，（注：在此文的开头部分，格罗斯明确指出他所思考的重心是三位理论家如何接近他们的材料，他们的观点又是如何通过他们的方法论塑造出来的。而为了呈现他们的主要观点，格罗斯又分别选择三位理论家的一部著作作为其大众文化理论的分析对象。洛文塔尔的著作是《文学、通俗文化与社会》，阿多诺的著作是《最低限度的道德》(Minima Moralia)，罗兰·巴特的著作是《神话学》(Mythologies)。笔者以为，选择《最低限度的道德》作为阿多诺大众文化理论的主要资源一方面体现了作者独特的眼光，但另一方面却也容易忽略阿多诺大众文化理论中的一些重要因素。See David Gross,"Lowenthal,Adorno,Barthes:Three Perspectives on Popular Culture,"Telos,no.45(1980),p.125.）他在比较分析中忽略了一些在笔者看来同样重要的因素。我曾经把阿多诺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看作是印刷文化语境中生成的现代性话语，这意味着阿多诺表面上批判的是文化工业生产出来的大众文化，实际上却是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已经出现和正在出现的视觉文化，这种文化是由新型的电子媒介制造和生产出来的。而事实上，虽然阿多诺也曾对印刷媒介上的大众文化现象进行过研究，（注：例如，阿多诺曾对《洛杉矶时报》上的占星术栏目进行过研究。See Theodor W.Adorno,The Stars Down Earth and Other Essays on the Irrational in Culture,London:Routledge,1994.）但是他更感兴趣的还是电子媒介和这种媒介所生产出来的文化形式，于是，无线电广播、电影、电视和爵士乐等等的内容与形式才成为他著作与文章中反复批判的对象。（注：参阅拙作《印刷文化语境中的现代性话语——为什么阿多诺要批判文化工业》，《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因此，对电子媒介与视觉文化进行批判，从而在这种批判中确认文化工业对个体的伤害乃至毁灭性的打击，应该是阿多诺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也应该是阿多诺大众文化观的一个主要特征。 从这样一个视角出发来进一步思考洛文塔尔的大众文化理论，我们就会发现他与阿多诺还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区别：从洛文塔尔研究大众文化的重要文章中可以看出，他所谓的大众文化或通俗文化主要指的是存在于印刷媒介中的通俗文学，或者说，他是在通俗文学的视野中来打量和思考大众文化的，而现代的文化工业，即通过无线电广播、电影、电视等电子媒介生产出来的新型的大众文化，则基本上不在洛文塔尔的思考范围之内。（注：事实上，格罗斯也注意到了这一现象，他说：洛文塔尔“为了文化看法的线索而把目光集中在大量的印刷材料上，以至于通俗文学几乎变成了大众文化的同义语”。但遗憾的是，作者的这一发现只是蜻蜓点水一笔带过，而并没有展开论述。See David Gross,"Lowenthal,Adorno,Barthes:Three Perspectives on Popular Culture,"Telos,no.45(1980).p.126.）比如，在《文学、通俗文化与社会》一书中，“透视通俗文化”和“艺术与通俗文化之争论纲”两章内容主要是从理论的层面来梳理和回答艺术与通俗文化之争的有关问题，他虽然也提到了无线电广播、电影等电子媒介，但这只是他沉入历史思考大众文化的一个由头，或者只是把有关电子媒介的某种说法看作是对帕斯卡尔的遥远回应。（注：Leo Lowenthal,Literature,PopularCulture,and Society,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Inc.1961,pp.2,11,49-51.）而当他在“蒙帕之争”之后进一步去分析歌德、席勒、莱辛、阿诺德、白哲特、华滋华斯、雪莱、丹纳等人的观点时，这些诗人、作家和理论家关于艺术与大众文化的看法无疑又是建立在他们那个时代高雅文学／通俗文学的基础之上的，于是洛文塔尔面对的实际上还是被印刷媒介生产出来的文学作品，只不过这是一种间接的面对。而在“艺术与通俗文化之争：英国18世纪的个案研究”一章内容中，洛文塔尔则把间接的面对转换成了直接的探析，他更关心的是通俗小说如何兴起，通俗小说的传播状况和通俗小说的接受对象。显然，他这里谈到的大众文化已与印刷媒介生产出来的通俗文学没有什么区别了。而“大众偶像的胜利”一章内容虽然是对当代的大众文化进行研究，但洛文塔尔并没有像阿多诺那样选择新型的电子媒介所生产出来的文化产品，而是把它的研究对象圈定在通俗杂志的流行传记上，毫无疑问，这又是印刷媒介上的准／泛文学读物，而更耐人寻味的是，此文的写作与发表虽然影响甚大，但洛文塔尔却只不过是故伎重演，因为在此之前，他已写过一篇《德国流行传记：文化的廉价柜台》的论文，（注：See Leo Lowenthal,"German Popular Biographies:Culture' Bargain Counter",in Kurt Wolff and Barrington Moore,Jr,eds.,The Critical Spirit:Essays in Honor of Herbert Marcuse,Boston:Beacon Press,1967,pp.267-83.）无论从思路、方法还是所动用的媒体材料上看，“大众偶像的胜利”都有对此文克隆之嫌。所不同者只在于，一者面对的是德国的通俗文学，一者面对的是美国的大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