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文化时代文学理论何为

      “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①这是丹尼尔·贝尔在1978年做出的判断。时隔三十多年，我们这里也应验了他的这一判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已经大踏步地进入一个视觉文化时代：几乎所有的文化产品都围绕着视像化展开，视觉美学、眼球经济业已成为文化生产的内在逻辑。而在此过程中，文学的生产与消费也成为视觉文化的一部分。既如此，这个视觉文化究竟是什么文化？视觉文化与文学的关系如何？文学生产在视觉文化时代已然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文学理论该如何应对这种变化，又该如何做出调整？这些问题是需要我们面对的。

      虽然关于视觉文化的论说已有许多，但为了更好地分析视觉文化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对视觉文化做出相关的梳理与界定依然是必要的。

      从一般的意义上看，视觉文化对应于印刷文化，是当代文化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之后所形成的文化形式。在哲学界和美学界，与视觉文化来临相关的另一表述是“图像转向”(pictorial turn)，以此对应于当年的“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②。而结合西方学者关于视觉文化问题的相关思考，视觉文化又可在如下层面上加以确认。

      首先，视觉文化是一种后现代文化。米尔佐夫(Nicholas Mirzoeff)认为：“印刷文化当然不会消亡，但是对于视觉及其效果的迷恋(它已成为现代主义的标记)却孕生了一种后现代文化，越是视觉性的文化就越是后现代的。”又说：“后现代主义标志着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视觉图像以及那些并不必然具有视觉性的事物的视觉化在戏剧性地加速发展，以致图像的全球流通已经达到了其自身的极致，通过互联网在高速运转。”③无独有偶，艾尔雅维茨(Ale Erjavec)在论述视觉文化时也指出了它与后现代主义的关联：“后现代主义最突出的特点是从视觉出发。它是一种图像和图画不仅相互纠缠、而且可以互换的视觉文化。”“在后现代主义中，文学迅速游移至后台，而中心舞台则被视觉文化的靓丽辉光所普照。”④

      如果从文学的角度出发，以上两位论者的思考似可延伸出如下理解：在视觉文化时代，文学从总体上看已经处于一个边缘的位置，这不仅是因为文学的可视性差或者简直就不存在什么可视性(所谓的“文学形象”其实不过是我们借助于自己以往的视觉经验并通过想象在头脑中形成的一种幻象，所以才有“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之说)，而且也因为视觉文化的传播载体(如电影、电视和互联网等)要比印刷媒介更直观、迅捷、方便，从而形成了一种媒体霸权，并对印刷媒介构成了一种压制和排挤。在这个意义上，视觉文化的后现代性其实意味着文学的没落，它逼出了文学的前现代性或古典性。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曾经扮演过“第一小提琴手”的作家与文学在视觉文化时代已经易位。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格局中思考文学所发生的种种变化。一般而言，模糊人物性格、淡化故事情节、注重描摹人物的精神世界、努力挖掘人物的潜意识心理等等，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对此，法国新小说作家兼理论家萨洛特(Nathalie Sarraute)甚至指出：“现在看来，重要的不是继续不断地增加文学作品的典型人物，而是表现矛盾的感情的同时存在，并且尽可能刻画出心理活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⑤如果转换到视觉文化的语境中来加以思考，我们可以说现代主义的文学策略努力淡化的是小说的可视性，增强的则是小说的可思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文学策略是与视觉文化背道而驰的，而因此写就的小说也给视觉文本的转换带来了极大的难度。例证之一是，从《永别了，武器》到《老人与海》，海明威的全部小说几乎都改编成了电影，但据茂莱(Edward Murray)分析，这些改编基本上都是失败之作⑥。而在我看来，失败的原因之一便在于海明威小说的可视性差而可思性强。

      但是，后现代主义的文本策略除了大量使用戏仿、反讽、拼贴、征引等多种技巧外，还在某种程度上接通了传统小说的写法，把故事性强、情节紧张有趣等等放在文学写作的重要位置，从而让小说具有了更多的可视性而非可思性。这种小说的后现代性或许可被看做是对视觉文化的一种有意无意地迎合。当我们说后现代主义小说变得更“好看”或“可读性”强时，这自然是对现代主义的反动，因为它降低了理解的难度，去除了某种深度模式，进而完成了从“思”到“视”的转移。

      其次，视觉文化也是一种消费文化。可以从多个角度进入到有关消费文化的理解之中，若从视觉文化的角度考虑，视觉文化与消费文化的连接点有二：其一是视觉形象，其二是视觉消费。

      为了让所有的一切具有可消费性，消费社会采取的基本手段是让其产品统统经历了一个物化、商品化、形象化的过程。在这里，商品物化仅仅使其产品具有了消费的可能，而要刺激人的购买欲与占有欲，则必须让其产品形象化。这样，制造视觉形象便成为消费文化生产的内在逻辑。杰姆逊曾经论述到语言文字在广告产品中的“Logo”化倾向⑦，这既是对文字的物化处理，也是把字词转化成一种视觉形象的过程。惟其如此，才会出现弗洛姆所描绘的那种情景：“一瓶可乐在手，我们喝的是漂亮的少男少女在广告上畅饮的那幅景象，我们喝的是瓶上那条‘令你精神百倍’的标语。”⑧在这里，商品的视觉形象虽然造成了能指与所指的彻底断裂，但这也恰恰是消费文化生产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