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按照霍米·巴巴在《民族与叙述》一书中的看法，“民族”和“民族主义”原本并不存在，只是到了18世纪时，伴随着宗教权力的衰弱，民族国家的观念与形式才逐步在西方出现并取代宗教而成为政治、文化活动的中心，因此，产生于西方的民族主义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近代文化现象（注：Homi K.Bhabha(ed.),Nation and Narration,"Introduction,"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1990.）。 为什么说这种文化现象非常特殊呢？这是因为“民族”的观念自诞生之后就是一个矛盾体，征服、侵略与反征服、反侵略，正义与非正义等等都可以打出“民族”的旗帜。因此，恩斯特·盖尔那说，民族主义是一种类似于宗教和神话的文化伪装，是被“捏造”出来的“虚假存在”(falsity)（注：Ernest Gellner,Thought and Change,London:Weidenfeid & Nicholson,1964,p.169.）。著名的民族主义问题专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修正并发展了盖尔那的看法，认为民族并不是一种“虚假存在”，而是一种“想象性的政治社区”。一方面，它是至高无上的，因为伴随着民族和主权思想，欧洲解脱了宗教的束缚，摧毁了专制王朝，人类历史由此进入了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形式的现代社会；另一方面，虽然民族主义把一定疆界之内生活的人想象成为一个统一的社会共同体，致使每个人的心灵之中都存在着一个共有的形象，然而民族主义本身却又无法摆脱其内在的有限性：“即使是最小民族的成员也从来都无法认识其民族的大多数成员，无法见到甚至是听说过其他成员。”（注：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Introduction,"Verso,1983,p.15.）这样，民族实际上是一个虚实相间、似是而非的抽象存在，是民族主义创造出了“民族”的精神和神话。 安德森对民族和民族主义的看法对霍米·巴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按巴巴本人的说法，他之所以能够编写成《民族与叙述》，是因为安德森的《想象的社区》一书在这方面为他铺平了道路（注：Homi K.Bhabha(ed.),Nation and Narration,"Introduction,"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1990.），实际上，霍米·巴巴的后殖民主义理论的起点和基点都在于他对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的思考和探讨。他认为殖民统治本身存在着很大的含混性和矛盾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与殖民统治形影相随的民族主义本身使世界充满了对立和矛盾。在《文化的定位》(1994)一书中，他深受德里达、拉康、福科等人的影响，进一步将他对民族主义的解构性思考与后结构主义以及拉康的心理分析结合起来，运用模仿、缝隙、杂交、阈、商讨等词语，对民族主义和第三世界对西方文化的对抗心理进行重新思考，强调对立之间的交融与渗透，认为文化的发展常常产生于含混和矛盾之中。一方面，他通过对殖民模仿的分析企图使殖民反抗含混化，认为被殖民者虽然反对殖民统治，但在文化上东方也在不断地向西方学习；另一方面，他也反对欧洲文化中心主义，主张东西方文化之间的“杂交”，并以此来消解不同民族文化上的对立和矛盾。 后殖民理论研究起初主要是揭露西方文化中的“东方主义”与霸权性质，弗兰兹·法农曾生动地描绘了殖民与被殖民二元世界的对立，爱德华·萨伊德也深刻地分析了这种二元对立在后殖民世界留下的阴影，他们的著作对我们认识殖民统治及其在当今社会的影响都产生了深刻的作用。但过于强调对立并不能解决问题，因此，迦·查·斯皮瓦克将解构分析作为一种理论工具来重新思考被过于简单化了的殖民与被殖民的二元对立问题，从而质疑后殖民理论家（包括她自己）在方法论上的假设；萨伊德在他的后期著作中也在苦苦寻求着文化上的世界主义；而霍米·巴巴则进一步利用解构分析来取消文化理论与政治实践之间的对立。巴巴认为，在文化理论与政治实践之间存在着“缝隙”，正是在这种“缝隙”之中，文化与政治交互产生着作用。具体地说，在理论与政治之间发挥着调节作用的是写作，是诸如小说、电影和音乐等等的文化实践。它们不是单纯地对社会“现实”进行记录，而是通过话语的功能对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进行调节。殖民时代基本上是以民族身份来界定作家的身份，但到了后殖民时代，对拉什迪这样的流亡作家来说，他的身份已经无法用民族来进行界定了，这些作家跨越了不同的种族、阶级、性别和文化传统，其融合与杂交的复杂身份使二元对立的文化之间出现了缝隙、重叠和交叉，使原来的征服与奴役、统治与反抗等等二元对立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巴巴因此认识到，文化身份并不是先天给定和不可更改的事实，“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也不是相互分离且一成不变的两种存在，二者是相互依存且不断转化的，正是这种不断的杂交和影响制约着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文化并不是在对立中求得发展的，而是在相互的“商讨”中互相促进并求得共识的。因此，不同文化的冲突并不是文化发展的根本，而是冲突中的接触才使得不同文化之间搭起桥梁，从而实现了交融。在巴巴看来，后殖民、后现代等各种术语中的“后”字，表现的恰恰是文化上的这种含混性和矛盾性，如果说近现代和殖民时代是明确的二元对立的话，那么20世纪末则是消解二元对立的时代（注：Homi K.Bhabha,The Loction of Culture,"Introductions,"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1994,p.4.）。 显然，巴巴的后殖民理论试图解决的是当下的文化问题，但他对当下问题的思考则与殖民统治时期的民族主义这样的历史问题盘根错节地纠缠在一起，在此，我们有必要理清与民族主义相关的二元对立问题，才有可能深入剖析后殖民理论家为什么要将民族主义看成是需要超越和抹杀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