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72(2004)02-0088-05 有关胡适与美国意象派的关系，有如下四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胡适1916年的文学革命主张（即“八不主义”）受到美国意象派的极大影响[1](P227-245)；第二种观点与之完全相反，它强调应该从中国本土语境与传统资源出发去诠释胡适的“八不主义”[2]；第三种观点相信“八不主义”和意象派理论无关，或者关系甚微，却又指出意象派的意象理论和自由诗主张构成了以《谈新诗》（1919年）为代表的胡适新诗建设理论的基本背景，它们分别作用于胡适的两大诗歌主张：“具体的写法”和“自然的音节”[3]；第四种观点则以为“八不主义”和《谈新诗》在不同时段从不同方面接受了美国意象派的启发[4](P12-13,P122)。 胡适与意象派的关系是一个意义甚大的小问题，它位于现代汉语文学和现代汉语诗歌的源头，直接影响着有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传统的诠解和想象。本文以为，胡适的“八不主义”和新诗建设理论，是他立足于汉语文学语境，运用开放的眼光所提出的旨在解决中国文学重大问题的具体方案，对于其中可能存在的异域影响，应从历史事实入手，予以慎重的考量，而不是像胡适对梅光迪的批评那样，“喜读文学批评家之言，而未能多读所批评之文学家原著”，犯下“以耳代目”的毛病[5]（P264、286）。因此，本文的工作是两方面的，既追溯影响说的起源，指出这种影响性关系的想象性质，也考察胡适理论的具体形成过程，阐发其内在的连贯性和独立性，说明胡适不仅没有受到意象派的影响，而且与意象派理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一、影响说探源 胡适与梅光迪的文学革命论争有两个阶段，一是1915年夏到次年3月，主题是“诗之文字”即诗歌语言与散文和日常口语的关系；二是同年7、8月间，主要内容是新人文主义者梅光迪对浪漫主义思潮和胡适的文学进化史观的抨击，以及胡适自己的抗辩。在此年7月19、24日、8月8日致胡适的三封信函里，梅光迪率先揭出胡适“剽窃”意象派等欧美“新潮”的内幕。 7月17日，梅光迪先有一信批评胡适的白话主张厚今薄古，而文字本无古今死活之别，它与思想都源出于传统，并非今人所独创[6](P439-442)。对于这种保守的立场，社会进化论的信奉者胡适主张“思想与文字同无古今，而有死活，皆不得不与时世变迁”（注：参见胡适在梅光迪信上所作批注，以及胡适此年7月29日日记，《胡适留学日记》，第277页。）。7月19日梅氏信中说：“适之足下：读来书甚喜足下之辨材。惟足下亦恐犯‘无的放矢’之病耳。弟虽至顽固，岂如足下所推测者。弟所以不轻附和‘新潮流’者，正以too sceptical,too independent，不喜奉人为‘宗匹’耳。……足下崇拜今世纪太甚，是一大病根。以为人类一切文明皆是进化的，此弟所不谓然者也。……若以为Imagist Poetry，及各种美术上‘新潮流’，以其新出必能胜于古人，或与之敌，则稍治美术、文学者，闻之必哑然失笑也。”[6](P443-453)从信的内容推测，胡适曾有一信回复梅氏7月17日函，内容大抵是引用社会进化论和意象派等文艺“新潮流”为自己的白话主张辩护，批评梅光迪泥古守旧，喜奉古人为“宗匹”，缺乏现代的理性怀疑(sceptical)和独立精神(independent)。从而，引出了梅氏7月19日的反唇相讥。胡适可能是从“在纽约习美术”的韦莲司(Edith Clifford Williams)女士那里了解了意象派和各种美术“新潮流”的基本情况。虽然他并不熟悉此类新潮，在态度上也有所保留，但仍然充分肯定了这一类现代主义艺术实验的求新、探索精神（注：参见胡适1914年10月20日、24日、1917年5月4日日记，《胡适留学日记》第261、262、376到377页。胡适说：韦莲司女士作画“在今日为新派美术之—种实地试验”。）。 胡适的主动招供，使梅光迪把他和意象派等“新潮流”捆绑起来加以抨击。不过，梅氏所看到的是胡适与“新潮流”在精神、气质上的相似：“皆喜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自豪，皆喜诡立名目，号召徒众，以眩骇世人之耳目而已”[6](P446)。所谓“新潮流”泛指卢梭以来推重个人、崇尚自由和创造的各种社会文化思潮，在文学上指浪漫主义之后的各种颓废文艺，意象派只是其中之一。事实上，梅光迪并未在文学层面上具体追究胡适的“剽窃”责任。相反，他承认胡适的白话理论是自成系统的：“足下初以为写诗如作文，继以作文可用白话，作诗亦可用白话。足下之Syllogism即‘亚里斯多德’亦不能难。然病在足下之Major Premise耳”，[6](P452-453)也就是“写诗如作文”的大前提。这样，梅光迪又回到他们第一阶段所论争的“诗之文字”的问题上面，他并不以为这和意象派有什么牵连。 胡适与梅光迪在“新潮流”问题上的分歧，是文化巨变时代激进与保守之争的一个表现，梅氏即曾宣告“弟之所持人生观在保守的进取，而尤欲吸取先哲旧思想中之最好者为一标准，用之以鉴别今人之‘新思想’。”[6](P463)针对梅氏“其所谓‘新潮流’、‘新潮流’者，乃人间之最不祥物耳”[6](P448)，胡适的回答是“老夫不怕不祥，但怕一种大不祥。大不祥者何？以新潮流为人间最不祥之物，乃真人间之大不祥矣”[5](P279-280)，这是二人在“新潮流”上最根本的分歧，也是梅光迪揭发胡适“剽窃”新潮的真正原因。而所谓“剽窃”，实际上是胡适与西方现代主义在精神气质上的接近和相似。 梅光迪之后持影响说的是闻一多和梁实秋。1922年8月27日，留美学生闻一多写信告诉国内的梁实秋等人说，胡适的“八不主义”效仿了《意象派诗人(1915)序言》（《意象派宣言》）的第一、二、三、五条，却遗漏了最为重要的第四条（“呈现一个意象”）和第六条（“凝炼是诗的灵魂”）[7](P55-56)。闻一多的发现是否得益于此前梅光迪在留美学生界中对胡适的大力抨击，尚不得而知。1926年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中的论断，却显然是在闻一多的基础上做出的。梁实秋相信，意象派宣言六大戒条几乎条条吻合于白话文运动的主旨，加上美国意象派声势最大的时候，胡适等人正在彼地留学，所以影响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 和闻一多的观点相比，梁实秋的叙述颇值得推敲。例如，闻一多认为意象理论是意象派的核心，他批评胡适疏忽了意象派宣言里最为紧要的第四和第六条；梁实秋却概括意象派唯一的特点“即在不用陈腐文字，不表现陈腐思想”，“试细按影像主义者的宣言，……主要的如不用典，不用陈腐套语，几乎条条都与我们中国倡导白话文的主旨吻合”。粱实秋对意象派特点的概括和理论的译述，与其说是意象派式的，倒不如说是出自《文学改良刍议》。梁氏文章主旨在于证明新文学运动正在陷入一场“浪漫的混乱”，其中，“凡是极端的承受外国影响，即是浪漫主义的一个特征”，而胡适的意象派嫌疑正可以说明“白话文运动是由外国影响而起”。[8](P32-51)也就是说，梁实秋目的是要通过强调胡适与意象派的理论相似，来坐实意象派对胡适的影响，进而服务于他对新文学之浪漫趋势的批评。在这一点上，梁实秋类似于刘延陵。胡适《谈新诗》说“诗须要用具体的做法，不可用抽象的说法”；刘延陵翻译的意象派宣言第四条是“求表现出一个幻象，不可用抽象的说法”，并注明“详见胡适之先生论新诗”[9]。刘延陵的这段话例来被认为是胡适《谈新诗》借鉴意象派的一个主要证据。但换一个角度，更应该是刘延陵发现胡适与意象派理论的相似在先，然后援引胡适的句式把它标示出来。不过，彼此的相似和实际的影响，毕竟不是一回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