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九十年代：背景与倾向 长长的延续或铺垫——近背景：新时期文学——九十年代文学的文化情境——道德意识的混沌状态与“自省”的变异——现代人格尺度上的积极实践及其局限 在五四时代，知识分子以主动的挑战者姿态投入到全方位的社会变革之中，虽然所得到的收效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对封建体制和封建意识的破坏和打碎，但工作的内在指向是对建构中国新文化的努力，所以，一切都在向往重构的心理趋势上展开。到了90年代初期，知识分子的整体姿态是被动的退守，困厄而茫然，缺少心理上的充分准备和对于重构的设想，在差不多稀里胡涂的情势下，含混暧昧地被经济权威所支配。道德意识在商品意识的挤压中遭到无形的耗损，无精魂的写作随风潮翻扬，按市场规则制造的“热点”此起彼伏，文化产品被忽热忽冷的时尚搞得越来越失去自身的高贵，文化人变得无所适从、不知所措、窘态百出。 历史是不会跳跃着行进的，历史也不会简单地重复循环过去。从五四时代到90年代，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曲曲折折也相随着文学发展的潮涨潮落。知识分子题材作品的集中出现，往往就发生在社会发生了较大的转折和变故之后，这几乎已成了本世纪文学发展史上的特殊规律。五四以后，大致有三次知识分子题材创作的高潮：（1 ）大革命失败后的30年代初，有茅盾的（蚀）三部曲、《虹》，叶绍钧的《倪焕之》，巴金的《灭亡》、《新生》，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等等；（2 ）抗战结束后的40年代中后期，有巴金的《寒夜》，钱钟书的《围城》、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等等；（3）文革后的八十年代，有刘心武、王蒙、张贤亮、从维熙、宗璞、谌容、张洁、杨绛等作家的作品。作家置身于风雨飘摇中，对于个人及民族的命运会有超常的敏感。这种敏感的主要来由是生存的危机。 笔者认为，在社会发生动摇和变故的时候，知识分子的心灵所面临的常常是来自两方面的考验：生存危机的考验和精神萎顿的考验。两种考验都不同程度地使得道德意识失去依傍。生存危机的考验，二十世纪的知识分子已经历过多次，上面所列举的三次创作高潮主要来自这方面的考验；相形之下，精神萎顿的考验，在90年代则明显地严重了起来。从新时期到90年代的精神状态，类似于五四时代的呐喊到彷徨。不过仔细分辨，实质的精神内容上是无法简单类比的，新时期与90年代（后新时期）之间缺少一贯的文化精神的脉动，真正的精神空虚、萎顿的考验，是在90年代商潮汹涌袭来的时候。 必须明确一个问题：两次转型的形态区别在哪里？五四时代的文学转型是从思想武器到语言工具全方位进行的，90年代文学主要是因知识者所处的位置被改变而导致的姿态变化为标志。尤其从精神层面上判断，主体精神的极力张扬与主体精神的大面积萎顿，是两次转型突出的不同点。判断“转型”的内在依据还在于是否形成了普遍的价值失范、意义隐藏、心态失衡的情境，因为这种情境是转型的晴雨表。正是在衡量这一点时，新时期文学显然过于单纯，无法与“五四”文学相较。不过，它倒是以后“不单纯”的文学的必由之路。新时期文学是90年代文学的铺垫，这是确定无疑的。但是并不是说，新时期文学仅仅是为了90年代文学作准备。它自有它那个时期在文学史上的成就和价值，“铺垫”的说法，是我们站在90年代的地方，对紧邻的文学时期承传、观照时的一种由衷的感恩。 很多研究者都有意无意中把“新时期”与五四时代作相似联系。种种现象和事件，比如“四五”天安门诗歌运动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序曲，文革结束后思想大解放，大量吸取国外文学的表现方式，思想开放后文学创作的多元繁荣，都使敏感的人们联想到五四文学的情形。尤其是关于人道主义的文学思想，一时成为评价新时期文学最显赫的标尺。但是，这种评价是缺少对新时期以及刚刚走过的那段历史生活的现实解析的，正像一位学者所清晰指出的那样：“我们不必讳言这种主题意向所显现的近代历史思潮特征，但它与封建文化意识的现实性对峙却又必然表现为新的时代素质。”（注：孔范今《悖论与选择》第142页， 明天出版社1992年版）此论深中肯綮。 笔者认为，苛刻地讲，新时期文学的最大特点有三，1.反文革、反左；2.追求不再充当政治意识工具的纯文学；3.努力与世界文学接轨。而且这三个特点大致上是顺序出现的。第一个特点肯定无疑地说明了新时期文学的政治倾向性，如伤痕、反思文学、多数改革文学作品，尤其在80年代初、中期；第二个特点是充满矛盾的，是由第一个特点发展而来，反政治意识的同时，是无法脱离对立的参照物的，除非走向反面，而这样做恰恰隐含了另一种政治意识，仍有“工具”之嫌。如文化寻根内容主题上所体现的与现实的距离，八十年代末新写实小说现实描写躲避深度现实的倾向等；第三个特点主要在主题追求和先锋小说的形式探索上，仿佛是匆匆的赶路和补课，基本上做的是一种临摹和学习的工作，发现和创造的成分显然不够充分。 整个新时期文学呈现的是一个未完成式，虽然这是一个渐渐地由主观上所指被能指取代的时代，但它似乎留给了90年代一个真正自主地创造和探索的前景。然而，不可阻挡的势在必来的市场经济的席卷，使90年代的文学忽然置身于比较彻底的商业文化的包抄之中而难以招架、不能自拔。90年代中国社会转型和全球性的转型是一致的。在不改变原来的根本的社会形态的前提下，主要通过非强力政治因素，如科技、经济体制的改革，而不是经济基础上的彻底革命等等来实现社会结构系统的新旧交替，实现历史性的深刻变化。 “我们这一代人站在一个三岔路口，或许这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时刻。旧有的消失了，而新的东西仍然暧昧不清。没有人解得了未来之谜。”（注：转引自雅斯贝尔斯《当代的精神处境》第13页，三联书店1992年版）丹麦人格隆特维希劝导人们向往基督的这些想法，倒可以用来描绘现在。这是一个巨大的危险和巨大的希望并存的时代。笔者赞同评论家这样的观察：“今天时代的热点不在精神而在物质，不在追求完美而在追求舒适。形而上的道远水救不了近火，形而下的器则有益于生存……我们面临的将是一个世俗的、浅表的、消费文化繁荣的时期，当然这不排除少数孤独的精神远行者写出个别的伟大作品。”（注：宋遂良《漂流的文学》，《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6期） 少数如张承志这样的“精神圣战者”，在90年代的道德意识层面上，不是以崭新的作品来表达其存在的维度，我们能够感觉到的，是他高大倔强泛着神性光芒的背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