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种东西，我们愈加时常、愈反复加以思维，它们就给人心灌注了时时在翻新、有加无己的赞叹和敬畏：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 劳劳独躯壳之事是图，而精神日就于荒落；新潮来袭，遂不中支。 ——鲁迅《摩罗诗力说》 一、关于“道德意识”和“两次转型”的说法 “道德意识”、“两次转型”释义——两者的关联之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意义——道德意识在两次转型之间演变的大致轨迹。 在这篇文章里，道德意识，是指20世纪知识分子尤其是对文学思想和实践有着切身体味的文化人，对于道德问题的态度，尤其注重他们对于自身及所处的文化群体所做的道德省察，既是中国知识者对于自身精神体验的一种人格判断，也是他们对于社会历史过程自觉负责情况的一种良心评价。在本世纪的历史发展轨迹上，在与政治意识、审美意识的融通交错中，道德意识的觉醒、新生、强大、丰富曾经多么有力地推进了文化转型的到来和完成，在作为文化转型活跃表征之一的文学转型过程中，由道德意识所折射的主体的坚韧不拔的意义追索，曾给中国文学的深化带来了取之不尽的精神营养和价值启示。 “两次转型”，是指20世纪中国文学在五四时代和90年代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从表现形式到思想内涵都有着明显的异于以往状态的转型特征。笔者认为，可以称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的转型时期的，只有五四时代（也包括在五四精神影响下三四十年代大量涌现的知识分子文学作品）和90年代（关于90年代文化—文学的转型，现已有不少文章涉及，笔者的意见将在本文第三部分详述）。五四文学革命时期有着极富时代特色的思想开放性，对其文化背景的认识和文化思想的新探索显然占有最为耀眼的位置，文学创作方面虽有鲁迅等人的先声，但创作的表现显然不如直截痛快的议论更有战斗力量，文学转型的到来既猛然又必然，具有某种突变性，只有到了大革命前后知识分子文学大量出现的时期，才将转型的成果更加集中地展示出来。90年代文学，是在五四以后的文学探索的长长铺垫下形成的本世纪第二次文学转型期。它的时代因素不像五四时代那样从各个角度错综地展示出来，而是以经济权威的逐步树立为触媒为引信，在相对单纯的经济背景上，展示积蓄已久的复杂状态。这一时期，主体价值体系的消解程度是空前的，因而文学转型的特征相对突出，而且在创作上可以把握的现象大大丰富于理论和批评所呈示的归纳、判断和预测。五四时代的理论大于创作，与90年代的思想贫白而创作繁杂相映成趣。具体的转型情状的分析，将在本文二、三部分论及。 文学的两次转型，是在整体社会文化的转型之中呈现的，其中较为深刻的内部转换就包括知识者伦理道德观念法则的新变。这里着重指出：五四时代，知识者的道德意识顺应了历史的要求，与历史方向一致，打倒一切旧伦理，不惜走到极端；90年代，知识者的道德意识在历史要求面前呈现徘徊和混沌状态，纯化后的道德意识表现出一种与主流时尚的不合作态度，并以一定程度上的逆向选择来达到与深度历史的相反相成。“盖道德之为物，应随社会为变迁，随时代为新旧，乃进化的而非一成不变的。”（陈独秀语）（注：《答山逸民》，《独秀文存》第668 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但道德意识永远面对“义务”、“幸福”、“良心”等道德范畴，应该是知识者一种恒久的心灵持守。说其“演变”，只不过旨在说明道德意识的“彼在”与“此在”的处境与方式的变化。随着时代情境的不同，道德意识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观念干扰和解构心灵持守的外在力量必然发生相应的演变。正因为如此，其“义务”、“良心”等等素质的具体涵容也就出现了新时代的渗透和择取，以求“于自他两利”。转型期是社会变迁较为显在的时期，也是旧观念与新观念交锋、旧思想与新思想杂陈并往往难以廓清的时期，20世纪中国人文精神的状况在这种历史情境里有着最为集中的体现。 两次转型中，文人的道德意识与文学的精神内蕴有着同构联系，而且，检验知识分子作为有价值文化的卫护者和建设者的最直接有力的标尺便是看其道德意识的强弱。甚至可以说，强烈的道德意识，是五四文学精神的核质，放在新文学发展史的背景中，可以得到这样的证明：个性的力量、智性的真诚及心灵的高洁，是道德意识在20世纪中国文学长河中闪耀的最动人的波光。把“道德意识”与“两次转型”联系起来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既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历史课题，又是一个新鲜而迫切的现实课题。现今文坛上的事情多多少少令人担忧，相当突出的问题就在于：从事文学研究和创作实践的人，在群体的内部，已出现“转型期综合症”。相当普遍地存在道德意识的弱化甚至迷失的态势。 总的说来，在这两次转型之间，道德意识处在渐趋内敛的大致轨迹上。在艰难的文学探索中，寻路者的声音一直在回响着：“我只得走了，况且还有声音常在前面催促我，叫唤我，使我息不下”，纵使“脚早走破了，有许多伤，流了许多血”（注：鲁迅《野草·过客》），也一直没有停留脚步。在国家濒亡，民众疾苦面前，知识者的道德意识得到了足够的放大，五四时代的精神气质洋溢在思想和创作之中，尤其是1918年至1937年间的许多优秀作品，不仅对于封建礼教、婚姻陋习，更可贵的是对于广大的农民、工人等低层劳动者的不平等不公平待遇和苦难遭遇发出了深沉有力的抗议，不惜以激愤的声音为劳苦大众呐喊；这期间，还有一批体现知识分子的一种灼痛之感的自省的杰作。到抗战时期，渐显成熟的知识者形象带着他们经由一系列社会／家庭、群体／个性、使命／自由等随历史进程而来的矛盾的心理扭结，在时代的熔炉中体验幻灭、动摇、追求。随着必然的历史变迁，道德意识得到多侧面的锤炼，队伍渐渐分化得明晰起来。最明显的是，革命作家趋于外化这种“历史的必然”，对史诗性的追求使道德意识接近于政治使命的设定，从此延续多年。直到新时期文学，形成与五四时代遥相呼应的景观，这是一个指望与世界一体化的匆匆忙忙的过渡时期，它是在缺少根柢和后劲的情势下度过的，长长的背景与模糊的前景显得缺少和谐。在继续进行的无目的流浪之中，臆断的“历史”成了演示聪明的场所，无论是转为保守的还是转为先锋的，形式技巧的偏重压过了思想内涵的深度探索，种种非理性的欲望甚至将道德意识沦为“糟粕”而为时人所不齿，致使商潮汹涌的势头席卷每一角落之后，在日益明晃晃的经济尺度下，道德意识呈暂时的良莠不辨、荒秽难理的局面，几乎仅仅存在于为数不多的知识者的书斋冥想和缺少感召力的言语牢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