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劣而糟糕的危险乃是哲学化 ——海德格尔 以德里达之见，自柏拉图以来，哲学－形而上学对西方思想学术的统治是全方位的，文学批评也未能幸免。德里达认为正如在传统的语言学中哲学的统治导致了对文字的贬斥和排除一样，哲学在传统文学理论中的统治则导致了对文学的否定与驯化；如果说传统的语言学是一套哲学化的话语，传统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则是另一套哲学化话语，“……文学批评已经被确定为文学的哲学，无论它是否意识到，也无论它是否愿意”（德里达，《书写与差异》47）。 我们知道，西方文学批评发端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而柏氏和亚氏的诗学是“哲学”的产物，它与古希腊的“神话”诗思大异其趣。在神话诗思中，“诗”的地位很高，因为它是神的话语，神话就是诗。而在柏拉图那里，“诗”的地位受到挑战（其实是“神话”的地位受到挑战），正如尼采和德里达等人所言，哲学起源于对诗（神话）的诋毁。所谓哲学与诗的古老争吵其实是哲学对诗的攻击和诗的反驳，到柏拉图，这一争吵以哲学的胜利和诗的沉默而告终，其标志是诗人被柏拉图赶出思想学术的理想国。 同情诗的人们好称道亚里士多德等人的为诗一辩，其实他们的诗辩与其说维护了诗，不如说更隐蔽地强暴了诗。在柏拉图那里，哲学以否定诗的方式还确认了诗的特殊存在（摹本的摹本、影子的影子、非真理、谎言、着迷于个别现象、沉溺于感官情欲等等，依尼采之见这就是诗），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哲学与诗的对立被一种哲学化的方式取消了，诗成了一种“准哲学”（以个别表现一般），诗之有权利回到哲学的理想国乃在于它是比历史更有哲学意味的话语。 其实，无论是柏拉图式的否定还是亚里士多德式的辩护，都是一种哲学化的诗学，这里已听不到诗本身的声音，只有哲学的一家之言。作为哲学的诗学，它确立了两个基本信念：其一是诗是“摹仿(mimesis)”，其二是诗有一种“本质(essence)”。 在神话诗思中，诗与绘画等技艺不同，后者是人工的摹仿，前者是神言的传达。而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诗已被看作与绘画相同的“摹仿”，他们都摹仿个别事物的现象，只不过在柏拉图那里还保有对某种神性之诗的留念，但他对摹仿之诗的摹仿则是完全排斥的，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摹仿个别事物的诗则因借个别表达一般而得到了肯定。 尽管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观有所不同，但他们所肯定的哲学预设却是一样的，那就是：真理话语只能是一种能表达和再现话语之外的真实存在的话语，这种话语的标本就是哲学。柏拉图之否定诗的摹仿就因为它是非真理、非哲学，亚里士多德之肯定诗的摹仿是因为它是准真理、准哲学。后世文学批评对文学的臧否大都没超出柏、亚二人的哲学逻辑。关于诗的本质问题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里就已有明确的表述。《诗学》开篇即说：“关于诗艺本身……。让我们循着自然的顺序，先从本质的问题谈起”（亚里士多德27）。何为诗的本质？“史诗的编制、悲剧、喜剧、狄苏朗勃斯的编写以及绝大部分供阿洛斯和竖琴演奏的音乐，这一切总的说来都是摹仿”（亚里士多德27）。“摹仿”就是一切诗的共同“本质”，就是“诗艺本身”或柏拉图式的“诗的理式”。 德里达要解构的对象就是哲学化文学批评的“摹仿”论和文学“本质”观，进而解构哲学本身。 1.文学：不摹仿什么的摹仿 德里达将“摹仿”看作哲学化文学批评的核心概念，由它派生的一系列范畴诸如再现、指称、逼真、起源、内容、形式等等构成了哲学化文学批评的话语体系，因此，也可以说“摹仿论”是传统文学批评的另一称谓。 德里达认为察看形而上学之“摹仿”概念的建构必须联系到形而上学的“真理”概念，因为后者控制了对前者的阐释。德里达将形而上学的真理概念分为两类：其一是作为“符合一致”的真理；其二是作为“无蔽”的真理。作为“符合一致”的真理预设了有声的口语和无声的心语符合一致的可能（即话语的逻各斯），同时也断定了文字表达与口语心语的背离，因此，文字表达是非真理。据此，形而上学假定了两种性质的“摹仿”，一种是口语对心语的真理性（符合一致的）摹仿，另一种是文字对口语的非真理性（非符合一致的）摹仿，诗是后者。这是柏拉图式的真理观和摹仿观。作为“无蔽”的真理观预设了存在在语言表达之前的遮蔽状态（非真理状态）和语言表达中可能的无蔽状态（真理状态），即存在在语言中的显现。这种真理观强调语言不摹仿什么，而是存在显现自身的方式，比如诗。当然语言表达也可能导致存在更深的遮蔽，比如流言。这是海德格尔式的真理观和摹仿观。德里达认为这两者都是形而上学的，因为他们都假定了一种先于语言表达而存在的东西，都假定了原本（原型）和摹本的二元对立，不同仅在于前者以摹本和原本之间是否符合一致来判断摹仿的性质，后者以摹本和原本之间是原型的去蔽还是遮蔽来判断摹仿的性质。 诗或文学是这样一种“摹仿”吗？德里达借马拉美的文论与诗说：不！在《马拉美》一文中，德里达说：“我们阅读马拉美近一个世纪了，现在才看见某种（由马拉美？无论如何是凭借那些仿佛通过他、穿过他的东西）造出的东西使历史的范畴、文学分类的范畴、文学批评以及种种哲学和解释学的范畴受到挑战。我们开始看到，这些范畴的破裂正是马拉美写作引起的后果”(Jacques Derrida,Acts of Literature 111-112）。在《第一部讨论》中，德里达将马拉美的一篇短文《摹仿》和柏拉图《斐莱布篇》的节选放在一起来讨论马拉美的摹仿观与形而上学摹仿观的根本区别，借此解构后者。 德里达说马拉美在《摹仿》中揭示了另一种“摹仿”，它完全在形而上学的“真理”体系之外。马拉美的《摹仿》讨论的是哑剧《皮埃罗弑妻》，德里达对此作了发挥。以形而上学的摹仿观之见：表演要服从脚本，是按脚本的意图所进行的摹仿，表演在表演中必须尽可能抹掉表演才能让脚本的意图充分显示出来。马拉美却指出这部哑剧的表演者在表演中并不听命于他自己所写的脚本，他表演的手势不断涂抹掉的不是自己而是脚本的文字，因此，不能说他表演的手势是对脚本意图的摹仿。此外，该剧的脚本也没有被摹仿的原型，它最多嫁接在一些相关的文本上，最初的原本是找不到的，因此，他的脚本也没有摹仿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