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4)02-0121-05 审美现代性，在这里是审美—艺术现代性的简称，即它既代表审美体验上的现代性，也代表艺术表现上的现代性。在文化现代性的诸方面中，审美现代性是看来非实用或非功利的方面，但这种非实用性属于“不用之用”，恰恰指向了文化现代性的核心——现代中国人对世界与自身的感性体验及其艺术表现。谈论中国审美现代性，有一个问题不能回避：这种审美现代性是怎样生成的？人们常常从西方的主动冲击与中国的被迫回应去说明，或是尽力伸张一些精英知识分子如梁启超、严复、胡适、陈独秀等的文化启蒙活动。这些诚然都有其合理处，不过，大众媒介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不能继续忽略的了。 一、大众媒介及其革命性力量 媒介（单数medium，复数media，也译媒体），原是指一种使双方发生关系的中介物。按美国传播学家施拉姆(Wilbur Schramm)的见解，“媒介就是插入传播过程之中，用以扩大并延伸信息传送的工具。”[1](P144)在现代传播学里，媒介是指传播信息的物质实体及与之相应的媒介组织，而大众媒介作为媒介的现代形态，则包括报纸、杂志、书籍、广播、电影、电视六类以及目前新兴的国际互联网等。 应当看到，中国审美现代性进程是与媒介的现代性进程紧密交织在一起的。一方面，审美现代性依赖于传播方式的现代性即大众媒介的发达，因为正是大众媒介的发达为审美现代性提供得以展开的现实传播网络和社会动员场域；另一方面，大众媒介的发达本身并非外在于审美现代性，而是构成它的一个基本层面。小说中的审美信息需要由特定媒介传递给受众。在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媒介便没有文学审美；同理，没有现代媒介便没有现代文学审美或审美的现代性。而审美现代性及更根本的文化现代性作为一场深刻的社会转型，必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媒介的现代性变革。审美现代性是在相应的传播媒介中萌发和生长的。具体地说，正是现代大众媒介取代古典媒介这一必然进程，使审美现代性成为可能。 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晚清时期，是什么使中国人感受到新的前所未有的剧烈的现代性审美体验？新生的大众媒介正在其中扮演了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大众媒介(mass media)与大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on)紧密相关。大众传播主要指职业传播者使用现代大众媒介（包括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在大量的和各种各样的传播对象中广泛、迅速和连续地传播信息，以便施加影响的过程。相应地，大众媒介是指大众传播得以进行的专业机构和技术。中国虽然具有悠久的传播历史，并且是世界造纸术和印刷术的故乡，但真正意义上的大众传播史却是短暂的。即便是在明清时代，中国也还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专靠卖文为生的职业作家群。作家们的创作往往是属于“业余”性质的，而且主要靠手抄本在友人中流传，有时自己出钱刻印也只在小范围内散发。这表明，单就文学的传播方式来说，古代中国还主要处在以手抄为主的文字媒介时代。手抄本固然有其审美价值，如书法的美，但手抄容易出错，更重要的是所得册数极为有限，而且只有少数富人才买得起，这些必然限制了它的传播。 而现代大众传播的引进终于导致了重要的变化。在中国，大众传播是与鸦片战争以来大众媒介的引进和运用相伴随的。大众媒介通常包括机械印刷媒介（如报刊、书籍）和电子媒介（如广播、电影和电视）。而就中国晚清情形来说，大众传播首先是与新的印刷媒介取代旧的文字媒介的进程联系在一起的。随着西式印刷机器的引进，逐渐地铅字排版取代了木刻活字排版，机器印刷代替了手工印刷，而铅印洋装书也替换了木刻线装书，报刊则成了拥有惊人传播能力的新媒介。 这种新的大众媒介对于大众传播的意义是深远的。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霍顿·库雷在1909年指出，新媒介在四个方面更为有效：“表达性，它们能传送范围广泛的思想和感情；记录永久性，即超越时间；迅速性，即超越空间；分布性，即能达到所有各阶级的人们……新的大众传播体现了生活各方面的变革，包括商业，政治，教育以至单纯社交行为和闲谈……”[2](P27)到了1935年，本雅明清晰地论述了以平版印刷、摄影和电影为代表的现代“机械复制”技术对现代艺术的巨大而深远影响。机械复制“不仅能够复制所有流传下来的艺术作品，从而导致它们对公众的冲击力的最深刻的变化，并且还在艺术的制作程序中为自己占据了一个位置”。而这种新的复制技术所导致的一个重要变化在于，通过成批的机械复制而把传统艺术作品所具有的那种独一无二的原创性的审美特质——“灵韵”（aura，或译光环、光晕、韵味等）“排挤”掉了。“在机械复制时代凋谢的东西正是艺术作品的灵韵。这是一个具有征候意义的进程，它的深远影响超出了艺术的范围。我们可以总结道：复制技术使复制品脱离了传统的领域。通过制造出许许多多的复制品，它以一种摹本的众多性取代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复制品能在持有者或听众的特殊环境中供人欣赏，在此，它复活了被复制出来的对象。这两种进程导致了一场传统的分崩离析，而这正与当代的危机和人类的更新相对应。这两种进程都与当前的种种大众运动密切相关。”[3](P60-63)本雅明清楚地看到，现代机械复制技术能够给传播带来革命性变化：有力地冲击以维护独特“灵韵”为宗旨的“传统”传播方式，而开创以大量“复制”为标志的新的大众传播方式。 其实，大众传播不仅在文学活动中、而且也在整个社会变革或转型过程中都起着“革命”性作用。被誉为传播学“奠基人”的美国学者施拉姆(Wilbur Schramm)就特别强调大众传播的信息增殖、控制、扩散及社会变革力量：“在一个传统的村庄，像其它地方一样，知识就是力量，但是在有媒介之前的文化中，力量的形式往往存在于能记住过去的智慧、神圣的文字、法律、习俗和各家族史的老人的记忆之中。”而在大众媒介伸展到“一个传统的村庄”后，“惊人的”变化发生了：“可以得到的信息的数量大大增加。传播来自更远的地方。地平线几乎一夜之间向远处退去。世界越过最近的山头或看得见的地平线延伸到了更远的地方。村民们关心别人是怎样生活的。力量从那些能记住很久以前的事的人那里，传到了那些掌握遥远地方有关信息的人那里。把过去的事写下来就成了共同的财产。人们的注意力转向可以用于实现变革而不是维持一成不变的信息。新的观念和想象在传播渠道中流通……于是，正如哈罗德·英尼斯精辟地指出的，村庄的生活从口传文化发展为媒介文化之后，就以空间而不是以实践、以将来可能怎样而不是以过去怎样为中心了，变更的轮子从此转起来。”大众媒介把变化的契机带到了以往封闭的地域，社会“变更的轮子从此转起来”。他据此归纳说：“大众媒介既是了不起的信息的增殖者，也是信息的很长的输送管……传播机器能够收集大量信息，能很快增殖和被极其广泛地利用，以致使控制和扩散信息的能力出现了量变，聚集了人数的注意力。”[1](P16-17)大众传播不仅具有这些信息革命功能，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能在与社会发生“相互作用”时有力地促成或导致社会“革命”。正如施拉姆指出的那样，“书籍和报纸同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是联系在一起的。报纸和政治小册子参与了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所有的政治运动和人民革命。正当人们越来越渴求知识的时候，教科书使得举办大规模公共教育成为可能。正当人们对权力的分配感到普遍不满的时候，先是新闻报纸，后来是电子媒介，使普通平民有可能了解政治和参与政治。”[1](P18)这一点只要回顾《文明小史》中的《芜湖日报》事件就会清楚了。无论是社会精英还是官方，都力图以报纸为社会权力斗争的重要工具，力图通过办报而在社会权力冲突中赢得话语控制权。施拉姆断言说：“要是没有大众传播的渠道，十九世纪的工业革命就不大可能像它已经做到的那样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在他看来，大众传播对于西方人来说是“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的力量；而对发展中地区来说，则使得整个社会革命的过程大大缩短：“信息媒介促进了一场雄心勃勃的革命，而信息媒介自身也在这些雄心勃勃的目标之中。”这正有力地证明了大众媒介及大众传播的强大的变革力量：“媒介一经出现，就参与了一切意义重大的社会变革——智力革命、政治革命、工业革命，以及兴趣爱好、愿望抱负和道德观念的革命。这些革命教会我们一条基本格言：由于传播是根本的社会过程，由于人类首先是处理信息的动物，因此，信息状况的重大变化，传播的重大牵连，总是伴随着任何一次重大社会变革的。”[1](P18-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