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金的狂欢理论（注：限于篇幅，此处不详尽论述，请参阅拙著《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十分庞杂。围绕着巴赫金的狂欢理论的争论，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从未消停过。特别是近年来尤为激烈。在巴赫金开始学术活动的地方——维捷布斯克出版的《对话·狂欢·时空体》杂志，曾专门连载了多国学者参加的有关巴赫金的狂欢理论问题的笔谈（注：参阅《对话·狂欢·时空体》杂志1996年第4期和1997年1—4期。）。该杂志还发表了专门剖析围绕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的悲喜剧游戏的文章（注：参阅B.C.瓦赫鲁舍夫：《围绕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的悲喜剧游戏》，载《对话·狂欢·时空体》杂志1996年第4期。夏忠宪译，《俄罗斯文艺》，1999年第3期。）。尽管争论不休，但达到的共识是“狂欢理论是令人信服的”。 前不久，《文学评论》杂志上发表了《想象催生的神话——巴赫金狂欢理论质疑》（注：阎真：《想象催生的神话——巴赫金狂欢理论质疑》，《文学评论》2004年第3期。以下简称《质疑》。）一文，十分引人注目。文章观点鲜明，反思、审视国外流行理论的勇气和态度令人钦佩。但是，对一种理论的质疑不是无条件的，质疑的前提是先要弄懂该理论。在我们看来，《质疑》一文对巴赫金的狂欢理论的理解有明显的疏漏。 一 《质疑》一文认为，“巴赫金对狂欢节的描述并不是客观的、不偏不倚的，而有着明显的选择性，并在这种选择中对狂欢节的真实状态进行了改写”。支持这种看法的依据，主要有出版于1860年和20世纪中期的两种最权威的文化史著作。它继而质疑巴赫金所谓的“三个台阶的理论跳跃”：一是“两种生活”的观点；二是把狂欢节提升到世界观的高度的观点；三是“与狂欢理论联系着的对话理论”。该文正确地看到了巴赫金对狂欢节的描述有明显的选择性，然而，它却没有明白巴赫金为什么要有选择性？因此它不能把握民间狂欢节深刻的文化内涵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们先来看一看巴赫金为什么要有选择性地描述狂欢节。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巴赫金就从维谢洛夫斯基的文学样式起源研究中深受启发，开始他的狂欢诗学研究。他将弗洛伊德的意识与无意识延伸为“官方的”与“非官方的”意识形态，并将这种划分引申到文学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中。在他看来，文化是分层的，即可分成“官方的”和“非官方的”，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文化往往是以官方的价值标准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在这一体系中，边缘化的非官方文化（民间文化）或被排斥，湮没无闻，或经过“他者编码”后，被扭曲或变形，人们往往过分“相信”每个时代的话语，即或多或少相信这些时代的官方思想家的话语，而“听不到人民的声音，不善于去寻找和理解它那纯洁的、没有标记的表现形式”（注：《巴赫金全集》，钱中文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六卷，第551页、第252页、第249—250页、第249页、第180页、第10页、第140页、第270页、第88—89页、第11页。），例如，片面地想象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忽视民间狂欢文化。为此，他选择新的角度考察狂欢文化，发现“这种文化的规模和意义，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都是巨大的”，他的任务就是要恢复经过“他者编码”后湮没无闻的狂欢节的原貌，并以民间狂欢节独特的眼光去看待世界。 在我们看来，要理解巴赫金的狂欢节这个概念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在巴赫金那里，节日有官方和民间之分。第二，“狂欢节”一词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巴赫金认为，在狂欢节这个词的狭义上来说“远非是简单的，意义单纯的现象。这个词将一系列地方性狂欢节结合为一个概念，它们起源不同，时期不同，但都具有民间节日游艺的某些普遍特点”；“各种民间节日形式的这种狂欢化结合的过程，不仅在不同国家，甚至在不同城市，都是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在不同时期完成的”；“狂欢节实际上已成为容纳那些不复存在的民间节日形式的贮藏器”。第三，“这许多民间节日形式虽然把它们的一些特征（而且多数是最重要的）转赋予狂欢节，但是仍继续勉强与狂欢节保持平行而残存下来”。第四，在拉伯雷时代，“狂欢节只是无数民间节日游艺形式之一”（注：《巴赫金全集》，钱中文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六卷，第551页、第252页、第249—250页、第249页、第180页、第10页、第140页、第270页、第88—89页、第11页。），是广义的狂欢节（意指一切狂欢节式的庆贺、仪礼、形式的总和）。实际上，巴赫金更感兴趣的是狂欢化的问题，也就是狂欢节（又译狂欢式）“对文学产生决定性影响”，亦即文学表现狂欢节庆精神的整个丰富多样的民间节日生活的问题。按他本人的定义，“狂欢式转为文学的语言，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狂欢化”（注：《巴赫金全集》，钱中文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五卷，第161页、第167页、第237页、第177页。）。他强调，对狂欢化的理解“不光是指狭义上和纯粹意义上的狂欢节形式，而且还指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具有的自身基本特点——在随后的那些世代里，当其他多数形式已经死亡或者蜕化后，这些基本特点就鲜明体现在狂欢节上的整个丰富的、多样化的民间节日生活中”（注：《巴赫金全集》，钱中文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六卷，第551页、第252页、第249—250页、第249页、第180页、第10页、第140页、第270页、第88—89页、第11页。）。 由于对巴赫金的这些基本概念把握不准，《质疑》一文关注的只是狭义的，而且是“现代化的”（今天理解的）狂欢节，这与巴赫金所指的广义的狂欢节相去甚远，因为与此狂欢节“性质和风格（以及起源）相近的其他民间节日生活现象，除了少数例外，都已衰亡或者蜕化到难以辨认了”（注：《巴赫金全集》，钱中文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六卷，第551页、第252页、第249—250页、第249页、第180页、第10页、第140页、第270页、第88—89页、第11页。）。它选择自认为最权威的两种文化史著作作为质疑巴赫金的依据，这恰恰暴露出它自己的“选择性”有误区。因为前者有明显的主观性，布克哈特本人在此书中承认他的选择和处理带有主观性：“一个文化时期的轮廓和其心理状态在不同的观看者眼里会呈不同的画面，本书所作的一些同样的研究也极容易使人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此外，这部书基本论点构成历史学对文艺复兴的正统理论，如一个现代资产阶级文艺复兴史家所说，“在这部书出版后五十年中，它的内容被大多数的历史家几乎毫无保留地接受了，直到今天它仍然代表着关于文艺复兴的正统见解，虽然反对这些见解的风暴越来越猛了”（注：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中译本序言》，第11页。）；“在他对那一时代的描绘中，几乎没有一个笔触不是其他人有足够的理由希望加以修正的”（注：E·H·贡布里希《理想与偶像——价值在历史和艺术中的地位》，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59页。），指责巴赫金“将一些边缘的当作了核心的”是没有道理的。巴赫金本人曾提到过布克哈特，他说：“布克哈特早就指出过，这些欢庆对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形式和世界观，对这一时代的精神本身，影响何其巨大和重要。他并未夸大这种影响。而这种影响比他想到的甚至还要大得多。”巴赫金认为，布克哈特并非没有看到节庆活动的影响，问题在于“布尔克哈特指的是与其说是民间广场的节日，还不如说指的是文艺复兴时代宫廷的、纯官方的节日”（注：《巴赫金全集》，钱中文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六卷，第551页、第252页、第249—250页、第249页、第180页、第10页、第140页、第270页、第88—89页、第11页。），而“官方节日，实际上，只是向后看，看过去，并以这个过去使现有制度神圣化。官方节日有时甚至违背节日的观念，肯定整个现有世界秩序，即现有的等级、现有的宗教、政治和道德价值、规范、禁令的固定性、不变性和永恒性……正因此，官方节日违反了人类节庆性的真正本性，歪曲了这种本性”。而后者是长达十一卷的巨著《世界文明史》。拿一部纵贯古今，叙说全部人类历史的严肃史书来质疑巴赫金描述狂欢节的“客观性”，用此书“偏偏忽略了狂欢节”来证明“狂欢节在社会生活中的比重，远不像巴赫金所描述的那么大”，显然是不合适的。而且，此书并非“无视狂欢节”，在论述中世纪文化的第四卷中，仍有不少篇幅印证了巴赫金提到的狂欢式节庆，如“五朔节”、“驴子节”、“愚人节”等（注：参阅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四卷，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656页。）。还有大量的例子（如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歌德、伏尔泰（注：如在伏尔泰的笔下就能见到同样的描述：“在不少教堂，一直庆祝驴子节、愚人节和疯人节。人们把一匹驴牵到祭台前，唱赞美歌……一个年轻女人扮演上帝的母亲，骑着这头驴到埃及去，她怀抱一个小孩，身后跟着一长串的人。当弥撒结束时，神甫不是说‘弥撒礼毕’，而是用最大力气学驴叫三声，参加弥撒的人也以同样的叫声来回答。”见伏尔泰《风俗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中册，第219—220页。）等人的作品……）可以印证巴赫金的描述，只不过它们都不是正统的史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