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十年代初的文艺自由论辩中，自称为“自由人”的胡秋原倡导文艺自由，提出了“自由的文学”、“文学的自由”、“自由的智识阶级”等文学范畴，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文艺自由观。胡的文学自由观强调文学的独立性，反对党派政治“干涉文艺”，与当时左翼文学的理论原则大相径庭，显现出独特的文艺探索路向与价值选择。 一、理论基石及其来源 胡秋原的文艺自由观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反映论基础上的文艺真实论，主要表现为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待文艺，尤其关注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他在接受“文艺是生活的反映”这一马克思主义反映论基本原则的同时并有所发挥。他的“艺术是生活之表现，认识与批评”这一观点综合了普列汉诺夫“艺术是人生之反映与再现”与沃隆斯基“艺术是生活之认识”的理论发挥而得出的。同时指出，“要明白艺术如何反映生活，必须理解生活之结构”[1]，其中，阶级斗争是文明社会中生活机构的最重要发条之一。而“在文明社会，直接影响于艺术者，不是社会经济，而是社会阶级心理”[1]。不难看出，他认为文艺在反映生活时，不是机械的、直接的，必须经过“阶级心理”、“社会心理”等反映论中介范畴来理解这一命题，从而避免了机械地理解文艺与生活的关系，这比左翼主流派机械地将文艺与生活的关系理解为文艺与政治、文艺与阶级的关系的认识要深入的多。 其文艺自由论的重心不在反映论原理本身而在由此出发而得出的艺术真实论。“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就因为它是真而且美地描写生活”，[2]（P98）文学对生活要有真实理解且要反映生活的原貌，按照本真生活去描写，抒发真情实感。因此，“艺术之价值，则视其所含蓄的思想感情之高下而定”[3]。面对当时左翼文坛根据创作大纲而非生活实感进行创作的倾向，他指出，“不去深入事象之本质；不去广摄社会之全景；不去捕捉大众之心理；不将（在）大众生活中，不在自己的体验中，丰富自己作品之生命；不以健全的意识，敏锐之才能，去认识现代生活中之一切复杂事象；不去努力将大众的行动和所思所感的，透入自己的意识，用生动的具体的形象描写出来，总而言之，不以唯物辩证法去观察描写一切，……徒然讲什么抽象的漠然的‘力的文艺’，结果不会出乎（现）无力的无生命的无机作品的。”[4]（P24）胡秋原的文艺自由观主要有三个来源。首先，其文艺理论主要师承普列汉诺夫。普氏话语在胡秋原的文章中随处可见，这也是由于他承认普列汉诺夫在马克思主义文论中的正统地位有关。对于两者的关系，他引用过伊里支的遗言来证明，即“不真正理解普列汉诺夫，算不得一个真正马克斯主义者”。他最早于1927年接触到《苏俄文艺论战》一书，由于在该书附录中提到普氏是第一个以唯物史观解释文艺的人，因而他对之产生了极浓的兴趣。后来，尤其是在日本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普氏著作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次，他涉猎过德国早期社会民主党人梅林、湜姆美尔、霍善斯坦因等，接受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1910—1912年文艺论争中的部分观点。再次，他还受到苏俄一些文艺理论家沃隆斯基、托洛茨基等人的影响较深。他接触到的有关苏俄文艺理论家和德国文艺理论家的著作大多是日译本，因而，就其准确性上来说，就大打折扣。 二、理论核心 胡秋原的文艺自由观的核心主要有两个方面，即自由的文学和文学的自由。所谓“自由的文学”是相对于左翼文学和民族主义文学而言的，强调文学的特殊性和独立性，可以自由发展且不受党派和政治干涉，真实的表现生活和反映生活，抒发作家真情实感，以“完成对人生的永久的任务”的非功利的文学。与之相反，后两者都是功利文学，片面夸大文学的武器作用，是党派文学和受政治控制的“留声机”，忽略了文学的特殊性和独立性。 要想保持住“自由的文学”，必须要求“文学的自由”，这主要是指文学创作的自由。因而他明确表示“文学与艺术，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如果“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那是艺术的叛徒”[3]，这主要是从维护创作自由的角度而言的。而当时，左翼文坛以文学为武器，为革命摇旗呐喊助威，同国民党斗争，他们以所谓的创作大纲进行创作，提出“文学武器论”，倡导革命文学。民族主义文学的提倡者“御用文人”们为与革命文学相抗衡，把党派偏见带入文坛，宣称“文艺的最高意义，就是民族主义”，其作品实际上是“干干脆脆地鼓吹‘屠杀’！用机关炮，大炮，飞机，毒气弹，屠杀遍中国的不肯忍受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层层宰割的工农群众！屠杀普罗文学作家！”[5]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都属于功利文学，都从自己的党派原则出发，基于当时的政治文化形势的理解而采取的某种文学策略，明显地将文艺政治化，在不同的程度上代表了不同的“政治利益”。面对此情况，胡秋原深感文学的不自由，因而强烈反对政治和党派对文学的干涉。但是他的文学创作自由论并不偏激，而是辩证的。他认为文艺与政治意识可以结合，“但是：1，那种政治主张，应该是高尚的，合乎时代最大多数民众之需要的；如朴列汗诺夫所说，‘艺术之任务者，其描写使社会人起兴味，使社会人昂奋的一切东西’。2，那种政治主张不可主观地过剩，破坏了艺术之形式；因为艺术不是宣传，描写不是议论。不然，都是使人厌烦的。”[6]因而，他强烈呼吁“勿侵略文艺”，反对政治和党派势力干涉文艺，以保持文艺的独立性。由此，他才死抱住文学不放，斤斤乎计较艺术之价值，因为只有这样才不会从政治立场出发去进行文学创作，才不会陷入“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式的公式主义文学中。为此，他反对某种文化把持文坛，提倡“文化与艺术之发展，全靠各种意识互相竞争，才有万华撩乱之趣”[3]，也就是倡导文学创作自由。 在国民党极力摧残革命文艺，民族主义文学派高唱用“中心意识”来独裁文坛的时候，“自由人”胡秋原的文艺自由论，强调艺术自由，艺术民主，不失为一种反抗和斗争，具有其积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