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西方文学、西方价值观对当前中国文学创作的影响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那种每位“新潮”、“先锋”作家背后都站着一至几位诸如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等文学导师的情况已经罕见，在借鉴西方这一点上已经变得比较从容自持了；而且，出现了一种将艺术的创新资源转向本民族传统的创作走向。反而是当前沸沸扬扬的时尚的大众文学更热衷于追逐和效仿域外浪潮，浮躁的跟风模仿现象比较严重。最近几年，中国时尚文学创作最热衷于追逐和效仿的，莫过于法国的马格丽特·杜拉斯和日本的村上春树；近来又有日本动漫的强劲影响显现出来。 杜拉斯与女性小资文学创作 虽然王道乾早在1980年就在《外国文艺》上翻译了杜拉斯的《情声如诉》，但杜拉斯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影响主要是从90年代的女性主义写作开始的。林白、陈染等对女性个体的性经验、性欲望和性幻想以及同性间微妙感情关系的书写，是杜拉斯对她们影响的表现。因为杜拉斯的自传体小说《情人》对这些边缘陌生的经验早有暧昧而大胆的披露。杜拉斯对这批已届中年的作家的影响至今不绝。比如，虹影近作《绿袖子》就明显地存在着《广岛之恋》的投影。而杜拉斯成为当前时尚的小资女性文学创作热衷效仿的对象，则是从卫慧开始的。在《上海宝贝》出版以来的“美女作家”的另类风潮中，卫慧们言必称杜拉斯。通过“网易”网站进行搜索，可以阅读到420页跟杜拉斯有关的中文网页。而“安妮宝贝工作室”、“旌旗书屋”等网站都有详细的杜拉斯的资料、图片和相关文章。一些出版社也在1999—2000年间大规模地出版杜拉斯及相关作品。比如，1999年10月，作家出版社推出由陈侗、王东亮主编的《杜拉斯选集》三册；2000年1月，春风文艺出版社推出了由许钧主编的《杜拉斯文集》十五卷，网罗了作家从步入文坛到去世各个阶段的代表作二十五部，包括小说、电影、戏剧、随笔等各种形式。在出版社与新传媒联手作业下，“杜拉斯热”如火如荼。一方面，时下中国的“小资”们有“住小户型、开宝来车、吃哈根达斯、喝星巴克、看伊朗电影、读杜拉斯”之说，而且BoBos（布波族）也加入到追捧杜拉斯的行列；另一方面，“在文学界，几乎没有一个女作家没有读过杜拉斯[1]。于是，时尚小资与女性作家的结合构成了杜拉斯影响当前中国文学创作的特点。 杜拉斯的这种影响几乎是彼此重复地体现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杜拉斯的《情人》成为这些作家“私人叙事”、“身体写作”和“另类小说”的师从文本。有人指责赵凝的《一个分成两瓣的女孩》是“身体写作”。赵凝将其中大胆表达的另类性经验转录一段后得意地宣称，这“是中了杜拉斯的‘毒’之后写出的作品，杜拉斯使我理解到写作那种自由自在状态的可贵”[1]。有记者问伊能静：有人说你写这本书（指《索多玛城》——引者注）是挑战情色女作家，你怎么看？伊能静答道：说我是情色女作家是对我的最高赞扬。我一直希望能像杜拉斯一样，写到东方情色的最高点[2]。从卫慧的《上海宝贝》在封面标明“半自传体小说”，到“半自传体”流行，再到木子美“日记”，都可以说与杜拉斯《情人》的“女性自传体”有着一定的师承关系；只不过由于消费主义价值观及其市场化的推力而一路走来，有过之而无不及，越来越没有了杜拉斯的“含混”与遮掩罢了。二是杜拉斯的叙述方式，尤其是语言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这批作家的艺术追求。杜拉斯在法国一向被视为“新小说派”的代表作家。她一生致力于小说形式的不断创新和探索，以文体艰涩而著称。即使她晚年从先锋立场后撤一步的通俗作品《情人》，也具有比较典型的现代小说艺术的特征。她对这批时尚女作家的影响，虽然常常主要地体现在上述前一方面，但“时尚”与“另类”的范围，在这批女作家中也是包含到文体形式层面的。因为文体形式像杜拉斯那样的别致，在这里也是一种小资的“品位”。所以，她们喜欢大谈在《情人》中杜拉斯的“叙事方式斑斓交错”如何“影响了我的叙事方式”[1]，喜欢在自己的创作中弄一些杜拉斯式的非线性叙事、祈祷文式的充满音乐感和象征性的语言、跳跃性的短句等等。这种风气从70年代女作家安妮宝贝们一直影响到80年代“最富才情的女作家”张悦然。 综观安妮宝贝的创作，不仅其女主人公似乎都期待着有一天自己也能成为杜拉斯，而且其语言文体方面也有一种越来越走近杜拉斯的倾向。将她晚近创作的《蔷薇岛屿》与杜拉斯的语言进行对比，能够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杜拉斯的简短的跳跃的句子： 15岁半。渡河。 她，我们，她的孩子们。她哭了。 我和她一起哭。我撒谎了。 在简洁之上，杜拉斯用反复使小说的语义漂浮起来： 空气是蓝色的，可以抓在手里。蓝色。 轻轻的一阵耳鸣，眼前一片云雾，一片。 我跑。因为我怕黑暗，我跑着。我越跑越快。 而在安妮宝贝的《蔷薇岛屿》中，同样存在刻意造成的大量简洁和极富节奏感的反复。安妮宝贝把这一充满诡异气氛的句式发展得更为极端： 关于爱。行走。行走。 行走。不说话地行走。只是行走。 大海。除了大海。还是大海。 从不表达。不习惯，也找不到方式。所以不表达。从不表达（注：此处的比较，依据孔新人的《织茧自入——〈蔷薇岛屿〉与杜拉斯》，见《当代文坛》，2003年第5期。）。 至于张悦然，出道不久，网上对她的评论就是：“最为人们所称道的是张悦然极富独创个性的小说语言。她的小说语言……多以短句子见长，句子之间时间和空间的转换移动往往具有跳跃性，给人以极强的画面感……很多读者认为张悦然的文笔酷似法国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3]。虽然张悦然极力否认她创作前读过杜拉斯，但考虑到“80后”这批作者相互间存在的严重模仿现象，其未曾直接面对杜拉斯而文笔“酷似”的现象，正说明了杜拉斯对这批女性小资文学创作的影响具有相当的扩散性。即杜拉斯的影响已经主要的不是直接来自杜拉斯，而是其他的受影响者。受影响者之间有意无意的仿效，成为当前女性小资文学创作的一种普遍风气。 村上春树与小资青春文学 日本畅销书作家村上春树在当前中国的风行，从下面一组数字的对比中可见一斑：在“网易”上进行搜索，可以阅读到与村上春树有关的中文网页4400页、与马尔克斯有关的中文网页475页、与福克纳有关的中文网页309页、与大江健三郎有关的中文网页312页。马尔克斯几乎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文学创作影响最大的作家，但他所占的中文网页只是村上春树的12％。村上春树的青春文学《挪威的森林》在中国多达六个版本。后出的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本子自2001年2月至2004年6月，已经印刷20次，计92万多册。而且，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的《村上春树文集》，收集了村上春树全部小说在内的作品25种。翻开时下中国的小资青春文学，村上春树小说那种以修辞的华丽支撑作品的感情、人物、逻辑，那种青春游戏的活跃因素，那种都市时尚色彩的意味，那种男女主人公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可以找到自由而有些随意和颓靡的爱情，真是比比皆是。甚至村上春树式的幽默与比喻（诸如：“绿子在电话的另一头默默不语，如同全世界所有的细雨落在全世界所有的草坪上一般的沉默在持续”，以及“就像观看天空裂缝似的盯着我的眼睛”之类）、村上春树式的人物对话（诸如：“我们怎么办，午饭？”雨转向诗人。“我记得我们大约一小时之前做细面条吃来着。”诗人慢条斯理地回答，“一小时前也就是十二点十五分，普通人大概称之为午饭，一般来说。”“是吗？”雨神色茫然。“是的。”诗人断言）也是俯拾即是。尤其是忧伤、孤独、无奈的情绪，可以说《挪威的森林》已经使中国的大半青春文学染上了这种时尚病。从安妮宝贝们到郭敬明到“种植青春忧伤纯净的花朵”（注：网上有一篇文章，标题是《张悦然——种植青春忧伤纯净的花朵》，http：//www.sun.sdu.edu.cn）的张悦然，一路忧伤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