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03)06-0056-09 比较文学自诞生百余年来，可以说一直是危机重重，直到今天，这种危机并没有完全过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变得更加严重。国外著名学者韦勒克、艾金伯勒等人曾数次谈到比较文学的危机；雷马克在20多年前就说比较文学处在十字路口，而时隔20多年后又再次说比较文学处在十字路口；英国比较学者苏珊·巴斯奈特在她90年代那本著名的《比较文学导论》中说比较文学已经是“明日黄花”。中国比较文学自20世纪80年代复兴以来，也有一些学者提到过比较文学的危机，有的学者讨论比较文学的“何去何从”，还有的学者谈到比较文学的“死亡”。应该说，不论海内外都有一批学者对比较文学具有清醒的危机意识。 说比较文学存在着危机，并不等于否定比较文学的实绩。事实上，比较文学自问世以来，对人文学科的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20世纪上半叶法国比较学者的影响研究从作家、作品、渊源、声誉、媒介、翻译等不同层面梳理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20世纪后半叶美国比较学者的平行研究以审美和批评的眼光来比较研究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异同；前苏联比较学者对不同民族文学类型的比较研究；中国比较学者关于不同民族文学应该而且可以互相阐发、互相印证、互相补充的观点，都极大程度地开拓了文学研究的领域，深化了对于文学总体的认识，而比较文学独特的视角和方法论则刷新了文学研究的传统思路，也为其他的人文和社会学科提供了新的借镜。此外，中国比较学者近20多年来对比较文学学科基本理论和中西比较诗学的探讨以及对现代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关系的清理，也都做出了不俗的成绩。 然而，危机依然存在，问题依然存在。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比较文学在义理和实践的层面都依然存在着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比较文学的危机就不会消失，比较文学的生存就会受到威胁，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依然是首先解决学科基本理论的问题。 一、比较文学的危机是学科理论的危机 从本质上说，比较文学的危机其实也就是学科理论的危机。因为，从诞生到现在，比较文学还没有形成一套可以完全自我辩护、经得起推敲甚至攻击的学科理论。换言之，比较文学还没有为自己的生存提出过一套雄辩的、合法的理由。要说明这一点，我们需要简略回顾一下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历史。最早搞比较文学的法国人首先给比较文学划出了一个特定的领域，那就是研究两个以上不同民族文学的影响，研究属于不同国别或民族之间、作家作品之间的关系。这个论点无疑是站得住的，因为这一特定的研究领域是过去的国别文学研究或一般文学研究从来没有过的，所以能获得后来许多学者的欢迎和认同。但问题是，法国人把比较文学说成是文学史的一支，过分强调所谓的“事实联系”，因而大大限制了比较文学的研究视野，况且，实证的方法也不是比较文学所特有的方法，因而遭到了后人的诟病。美国人大大拓展了比较文学的视野，把研究的范围从仅有事实联系的不同民族文学关系扩大到没有事实联系但却具有审美比较意义的不同民族文学关系，甚至扩大到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对毫无关系的两个民族文学的作家作品做比较研究，对文学和其他学科做比较研究，也都是传统的国别文学研究与一般文学研究中没有过的。因此，美国人的这一学科理论也被后来的许多比较学者接受。但美国人的这些理论也是有问题的，如果说，所谓法国学派的理论失之过窄的话，那么，所谓美国学派的理论则失之过宽，特别是他们所谓的“跨学科”研究，实质上把比较文学推向了一个毫无边际的领域中。雷马克说，比较文学“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及信仰领域的关系，例如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这里的“其他知识及信仰领域”把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全都包括了进来，还有一个“等等”，这不就是说，文学可以和任何别的学科、任何别的领域进行比较研究吗？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与信仰领域的关系”，研究文学与其他一切学科的关系，正是当今西方比较文学界转向“文化研究”的逻辑前提。至于被一些人称作“前苏联学派”的理论，则看起来独特，其实，并没有十分独特的地方。从维谢洛夫斯基、日尔蒙斯基等元老再到阿西莫夫、库列绍夫等后起之秀，苏联人关注的焦点始终是不同民族文学现象和类型的相似与社会发展历史阶段的对应关系，这种被称作“历史比较文艺学”的理论，虽然在方法论上有一个特定的角度，但实质上并没有超越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研究文学的传统文学研究方法。至于他们看重的“文学联系和影响”，也并没有超出所谓“法国学派”的视野；而他们拈出的“文学类型学”则没有超出美国学派的范畴。中国比较学者在学科理论上试图综合法美等学派的合理内容，补充其理论阐述中的疏漏和不足，克服其理论阐述中的矛盾和谬误，其独到的地方则主要是从方法论上提出了“阐发研究”，即用一种外来的理论阐发本民族的文学现象或文学理论，并且强调这种阐发的“双向性”和“相互性”，即既可以用外民族的文学理论来阐释本民族的文学现象，反过来，也可以用本民族的理论来阐发一种外民族的文学现象或文学理论。这样的研究也是传统的国别文学研究没有过的，但中国学者的学科理论中仍然存在着一些论述不够透彻、不够周详的地方。 从上述简略回顾中，我们不难看出，尽管各派理论中都有一些独特的范畴和角度，这些独特的范畴似乎可以构成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主干内容，但是不容否认的是，各派理论又都有自己的偏颇和不完善的地方。特别是当这些理论被展开的时候，一些具体的提法，甚至一些具体的论点则显得经不起推敲或追问，或者存在着内在的矛盾。例如，早期法国比较学者提出的关于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区别的观点就经不起追问，为什么两个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就是比较文学，而三个或三个以上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就是总体文学呢？难道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的区别就是这种数量上的差异吗？用数量作为区别有什么学理上的依据？再如，比较文学早期提出的跨越界限的问题，应该说，跨越民族文学和不同语言文学的界限是比较文学的最本质的特征，但是，在究竟是跨民族还是跨国家的问题上却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混乱。显而易见，国家和民族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一个国家内完全可能有一个以上的民族，反过来，有的民族在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中未必是一个国家。至于后来我们中国学者（包括我们自己）的著作中，增加的所谓“跨学科”、“跨文化”等新的界定性术语则进一步把问题复杂化了。民族、语言、文化同样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不同概念。一般地说，一个成熟的民族应该有自己的语言，同时，也必然属于一定的文化，但是，例外的情况却总是存在的：英国和美国可以说是两个不同的民族，可它们使用的却是同一种语言；阿拉伯世界包括了许多不同的民族，但他们使用的却主要是阿拉伯语；瑞士和加拿大各自都可以是一个民族，但它们却都使用两种语言。因此，跨民族与跨语言就可能有不尽一致的时候，这里的情况无疑需要仔细的辨析。而“跨文化”就更复杂了。一个民族可以有自己的文化，许多不同的民族文化又可以组成一个更大的文化范畴，例如阿拉伯的诸多民族组成了阿拉伯文化，中国的56个民族组成了中华文化，印度的许多民族组成了印度文化，拉丁美洲的许多民族组成了拉美文化等等，在这些文化圈的上面，还可以有更大的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跨文化的界限究竟在哪儿呢？类似这样一些具体问题，尽管有的比较学者已经注意到了，但却没有在理论上进一步完善它。 造成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上这类不完备、不周详，甚至混乱的原因主要来自学科自身。从总体看，比较文学在由小到大的成长过程中，从法国学派的只研究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事实联系”的狭小范围，扩大到美国学派的研究不同民族文学之间非事实联系的广大领域以及超越文学本科的所谓“跨学科”研究的更开阔的领域，直到近十余年进入比较文化的无边无际的宇宙，可以说，在学科理论上既有发展和进步，也有曲折和倒退。这种曲折和倒退正是造成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混乱的根源。从外在的学术影响看，近一二十年来产生在西方并在世界范围内造成巨大影响的“解构主义”理论是形成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混乱的关键原由。解构论的核心是消解种种正统的理论和观念，从统治西方思想学术数千年之久的“形而上学”哲学体系到各种学科的基本理论都被这一理论解构了。按照解构论者的看法，“文学”都不存在了，遑论“比较文学”。而西方许多比较学者盲从这一理论，不仅不努力去完善比较文学自身的理论，反而，借解构论的大潮来瓦解这一年轻的学科，他们或倡言比较文学的“死亡”，或主张以比较文化取而代之，从而使比较文学消融在漫无边际的文化研究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