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提出“好作品”问题 文学性程度不高，是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创作的一个容易让人尴尬的问题。在新世纪探讨这个话题尤其重要。这不是我们愿望上要抓艺术质量、推动文学繁荣的问题，而是我们在理论上还不一定真正明白什么才是优秀的艺术作品从而不知道怎么抓艺术质量的问题①，是一直在把“非文学性的内容”或文学的技术性问题作为衡量文学的主要标准的问题，是对于真正文学性标准我们还停留在感觉和经验层面上没有深入追问的问题。 提出“好文学”这个问题的意图在于：在过去文学的工具化时代，或者在今天的市场经济化时代，如果我们的文学研究关注这个问题并有理论上的突破，文学受政治和经济的制约现象就可以得到缓解，文学就可以突破意识形态和商业效应对文学的要求，从而实现自己的独立品格。文学是写“大叙事”还是“小叙事”，文学是“中心的”还是“非中心的”，文学是“精英立场”还是“底层关怀”的，文学是“顺应文化启蒙”要求还是“无关文化启蒙”要求，等等，这些讨论就会显得无足轻重。 为什么只有“好文学”才可以突破文化、意识形态和市场经济对文学的束缚彰显文学的独立，而差的、平庸的作品却不能呢？ 这是因为：只有最优秀的文学才可以凸显出文学在根本上是属于与文化对等的“另一个世界”的性质，而一般平庸的作品却可以被文化性观念和要求所统摄（如“个性解放”之启蒙）；也只有优秀的作品通过其艺术魅力的散发，才能够淡化文化对文学的现实性、观念化制约的功效，将读者引向非现实性的艺术境界中去——而且是自觉走向这一境界。在这一点上，我认为顾城的那首诗《一代人》，典型地暴露出我们受文化制约的“集体性无意识问题”。那就是这首诗缺乏一种“穿越黑暗现实”的“文学性意识”。如果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就用它去寻找光明”是一种文化和意识形态对文学和要求的话，光是后悔“我为什么遵从这一要求”，很可能导致“我可能把新的文化理念和意识形态当作光明”的现实性选择，也得不出“我该用什么寻找光明”的思想追问。黑色的眼睛是文化、政治给了你的，那是命定的，但一个人的眼光可以穿越黑夜，那是主体自觉的努力行为。没有主体自觉的穿越，你就无法在文化层面上解释为什么在“四人帮”时代有顾准和张志新出现，在文学层面也解释不了为什么沙皇专制时期俄罗斯有一批世界级的作家出现——黑暗的现实和优秀的文学的并辔而立，正好可以说明文学性所造就的“眼光”是可以穿越文化黑夜的，建立起一个有自己性质存在的世界。主体的“眼光性穿越”在这里之所以可以类比文学的文学性，正因为文学性强的好作品可以不受文化和时代的“制约”，而只受文化和时代的“影响”。也可以说“文学性”是影响性的，而“文化性”是制约性的。自由的创作只能说明文学的生存状态的健康，但不可能带来文学的原创。对文学的原创而言，“快感化写作”同样是应该警惕的，因为快感同样会制约作家放弃对世界独特理解的努力。所以，在经济和商品文化的制约下，日本作家并不多，关心文学的就那些人，可是为什么出大江健三郎、村上春树这样杰出的作家呢？原因也在于他们以自己对世界的独到理解形成的“眼光”，是穿越了市场经济时代的文化之诱惑的。所以过去我们的时代很重视文学，我们每个人写出来的差不多都是“大跃进民歌”，而今天哪怕只有几个人在搞文学，如果重视文学对文化的穿越，里面照样可以出村上春树这样的作家。尤其是，今天的文学艺术似乎是边缘了，但近段时间韩剧热，每天有上亿的观众。这时，文学是中心的还是边缘的呢？所以我认为，今天的文学研究不必再仅仅去研究“文学是什么”，也不必再费尽心思考察文学的生存状态是中心的或者不是中心的，而应该转到“什么是好文学”这样的问题上来，并通过“好文学”散发的艺术魅力去产生“中心”与“边缘”均难以说明的艺术效果②，同时把这样一种艺术境界作为价值坐标，落实到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和批评实践中去。 “好作品”是“根与叶”的有机生命体 如果用植物来做比喻的话，那么我认为一部好作品一定是作家以自己独特的对世界的哲学性理解作为“根”，然后生长出自己的形式和创作方法之“叶”的。“根”和“叶”是有机的生命体，言下之意是说，文学作品的任何创作方法和技巧，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故事、情节和气氛，既不是独立的存在，也不能嫁接和模仿，而必须由作家对世界的独特理解“生长出来”。文学的“形式和内容”应该改造为“根和叶”的关系，“根”在于作家有自己对世界的独到理解，这种理解生长出来的是枝朵和花叶，而不是概念性内容。所以“形式和内容”两分法无法解决艺术作品的有机性问题，更容易导致作品基本意味和其表现方式因嫁接而破碎进而失去其审美性。 我这样说的理由在于：无论是东方的文学作品，还是西方的文学作品，无论是理性化的作品，还是非理性化的作品，优秀的作品在“根与叶”的有机性造成的“不破碎”这一点上，是异曲同工的。 我们知道陀斯托耶夫斯基的《罪与罚》，里面的大学生拉思科里涅可夫杀了一个老太太。作家通过这件事情，对现有道德提出了质疑。这个质疑在今天还能强烈震撼我们的思想。大学生质问道，世上的伟人都是罪犯，因为他们破坏现行规则。拿破仑杀了那么多人，你们说他是伟人，我杀了一个坏人老太太，你们说我是坏人，是罪犯，该怎么解释？法官很难解释，我们恐怕也很难解释。我对陀斯托耶夫斯基关于善的理解是：善是成功者的解释，因此成功者之间的解释使善具有相对性，而这种相对性是形成作家“复调”创作方法的重要的哲学基础。事实确实如此。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四人帮”当年阴谋得逞，“四人帮”还是我们今天所看待的“四人帮”吗？我们更多的人会怎么说话呢？“如何说善”、“如何说恶”，由此成了一个问题。很多信心百倍说善说恶的人，均可以从中得到启示。我想这种质疑就是一个优秀的作家必要的行为。就是对任何你所相信的观点，都是可以而且应该去质问并由此提出自己的理解，而这，正是中国作家最为缺乏的优秀资质。我想陀斯托耶夫斯基就是在这样的质疑中产生自己的哲学性理解的。这样的哲学性理解是他作品中的根，然后生长出他的“复调”之叶的。所以“复调”绝不仅仅是一个创作方法，而是一种世界观，世界在他的质疑中成为一种“多声部”并列的场所。所以读经典的作家作品，绝不能仅仅停留在创作方法的层面去理解，也不能仅仅吸取他们的思想，而是要“如此去思考”问题，才可能突破经典作家给我们的束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