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以来，许多新文学的作家、评论家、诗人都在不断地探讨一个问题，如何把中国的现代文化传统和古典的诗歌，与西方现代主义的美学有机地融合起来。我在台湾几十年来也一直探讨这个问题，而且做了一些实验。我觉得，一个民族的文学不能老是守旧，抱着传统不放，必须要有所创新，但是，创新还要有传统作为固有根基，作为营养的土壤。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传承和创新不是二元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没有传承，创新就会因为缺乏一种强大、有力而深厚的文化背景而显得疲软，而且还会在孤独的创作过程中找不到自己的方位而迷失。对于一个现代诗人来说，继承旧有传统只是一种有助于创新的手段，实际上他的目的还是为了创新。创新，不只是一个“新”字，变成“新古典主义”。所谓“新古典主义”，其实就是用白话文来写旧诗。我经常看到有些诗，像白话文写成的，其实诗的感情、意象都是旧的。比如写景，总免不了有小桥、栏杆；比如写物，总是风、花、雪、月；写感情，都是伤春、悲秋。所以我称这个叫“假古典主义”，因为诗人绝不会弄虚作假，一定把真感情、真心情表达出来。 对古典诗歌美学的传承必须有所选择。诗歌有不变的因素，有变的因素。可以变的是它的语言、格律，比如旧诗的格律，就是韵律、形式，到今天已经不大为人所用了，虽然有大量的老同志还在作旧诗，但是他们大多只是为了发泄情感，有时候当作一种应酬来写旧诗。诗歌还有一种不变的因素，就是诗之为诗的素质，一种审美的本体。今天诗人应该抛弃的是旧诗中那种因为时代不同、文学生态不同而有所变的东西，而应该进一步探讨、借鉴的是那些不变的、本质上的东西。比如唐朝王维有一首诗叫《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这些诗句看似很明朗，但在这很平常的语言中却有不凡的意象出现。像“月出惊山鸟”，这种表现手法，其实就是今天现代诗里面我们常用的超现实的手法。这个意象所含的美是万古常青、永恒不变的，而构成这个意象的事物又是很平常的、很生活化的东西，但是它的审美效果是令人惊喜的。当我们凝视着这个意象的时候，我们会突然对大自然有了一种新的体验、觉醒，同时对生命有了一种新的感悟。这一顷刻之间的体验，事实上就是诗的体验。不是说一定要是特殊的天才才能体验诗，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诗的状态，生活在诗的心境之下，就是体验，那一刻你就是一个诗人，所以，我想每个人都是诗人。 在台湾，早期的现代诗人为了追求西方现代主义的美学，为了创新，一度扬言要抛弃旧的传统，甚至喊出了现代诗是“横的移植”，就是由西方移植过来的，而非“纵的继承”，不是我们民族传统的一个继承。他们抛弃的不仅是旧诗的传统，而且对于“五四”时代的白话诗也不满意。台湾那批年轻诗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发现白话诗的语言过于直白，过于粗糙，大都采用一种有感必发、有文必露的那种直接的手法，没有经过剪裁，也不懂得如何去经营一首诗的意象。胡适经常主张“我手写我口”或者“作诗如作文”；我们觉得胡适是一个中西学识修养都很高的学者，也许他当时为了推广，使诗由一个旧的为一个新的形式，因此才主张“作诗如作文”的观点。但是，仔细研究诗的本质，我觉得完全依照他的说法来写诗的话，会把一首诗写死掉，因此，这些观念都不能满足现代诗人的表现和需要，于是他们只好向西方倾斜了。 我认为，向西方取经是必要的，问题是诗人不能一直留恋西方而忘返。一个诗人的成长，不仅在于求取写诗的知识，即表面的技术层面的问题，更需要一种深厚的文化传统作为他的背景，作为他的营养，这才会使一个诗人走得更稳健，走得更远。诗歌的创造虽然是很个人的行为，但是，它的语言风格和内在节奏必然会受到一个民族的所谓“集体潜意识”的影响，尤其是文化方面的。我们不可能再去写格律诗，但是几乎没有人不欣赏盛唐时代律诗绝句，那些充分表现汉语之美的艺术形式。诗人虽然一度狂热地向西方借火取经，但几乎没人能忍受目前有些年轻诗人把诗写得像咒语一样。到了20世纪80年代，台湾现代诗人大都有了一个深刻的反思，就是掀起了所谓回归传统的热潮。有些人就把西方美学和中国传统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既现代而又表现汉语之美的中国现代诗；相反地，有些人干脆以浪子回头的姿态一头栽进了所谓的“假古典主义”的泥淖里去了，他自己还以为自己回到了唐朝。那么，对于古典诗歌的探索和学习，并且积极从事一些融合东方和西方、现代与传统的实验，在这一方面，我差不多有二三十年的时间投入地做这么一件工作。 现在的问题是所谓继承传统，继承的具体的内容是什么？根据我个人的追求和实验发现，中国传统中值得我们现代人去继承、需要重新找回来的，第一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大体说来，中国的古典诗中多半具有道家自然主义的色彩，比如田园诗在中国的古典诗里占有很大的比例，这是一个很大的特色。古代的诗人大多做过官，因为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都要考诗，所以从小都念诗，诗人也是做官的，做官的也是诗人，民间诗人实在很少。被罢官以后或者被贬官以后，他们就归隐自然了，所以，他们的诗都能呈现一种淡泊恬静的境界，表现出一种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关系。这种和谐就是我们中国古典哲学里强调的“天人合一”的境界，这也是中国很重要的一个哲学概念。不论是诗人还是读者，你感受到了这种和谐，心里面就有一种暗动了，有一种皈依感，进而对人生有一种很深刻的反思和感悟。但是由于现代科学的发达，人口密度的增加，人际关系变得很复杂，加上人为因素对自然生态的破坏，人与人之间变得很疏离，有时候住在隔壁的邻居可能几十年也没有打招呼，人与大自然更是疏离，尤其是在大都市里，所以现代人都陷入一种很矛盾、焦虑、迷惘的困境之中。陶渊明有一句有名的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诗句能够使读者在自然的亲和力的感染下，发现自我的存在。发现自我的存在是现代诗、现代文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不过现代诗虽然反映了现代人的苦闷和虚无感，却找不到化解之道。如果现代诗人能从古典诗中找回那些已经失落的东西，就是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我想现代诗会更具有哲学的深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