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20余年，是中外教育交流十分活跃的时期。这一时期由政府和民间共同促成的一些中外教育考察活动，经历的时间有长有短、参与人员的层次有高有低，在当时所产生的社会反响也不尽相同；但是，它们却在不同程度上体现着世界教育改革的新潮流，传递着世界教育改革的新信息，如涓涓细流冲刷着旧的教育观念、旧的教育思想和旧的教育体制，成为推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一、中国官方和民间派出的教育考察人员概况 民国初年较早派员出国进行教育考察的是江苏省教育会。众所周知，在清末民初全国各省区的教育会社组织中，江苏省教育会是最具活力、最有影响的民间教育组织之一。早在1909年春，江苏省教育会就派出上海龙门师范附属小学主持人杨保恒、教员周维城、俞子夷、胡宝书等4人赴日本考察小学教学法。杨保恒一行的赴日考察及归国后所开展的一系列活动，对于清末民初小学教学方法的改革和赫尔巴特五段教学法在中国的传播推广，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辛亥革命后，江苏省教育会又率先向欧美派出教育考察人员。这次的代表团由三人组成，俞子夷任团长，另外两位是已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江苏籍留美学生，一位是陈容，另一位是后来作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和东南大学校长的郭秉文。俞子夷是1913年10月转道日本赴美的。在美国的半年多时间里，他一方面充分利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图书馆丰富的藏书，如饥似渴地研读杜威(John Dewey)、帕克(S.C.Parker)、麦克默里兄弟(C.A.Memurry F.W.Memurry)等人的最新教育著作，与代表团的另外两位成员陈容、郭秉文以及在该校研读教育的留美中国学生蒋梦麟、刘廷芳、吴卓生、许士昭等人讨论请教；另一方面，他到美国南北各地的小学进行实地参观考察，特别对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两所附属小学下了很大功夫，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各科课程都随堂听课，研究他们的教材和教学方法，深深感到，“新教法的重点，在儿童的自发活动。”（注：董远骞、施毓英编：《俞子夷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87页。）考察团原定计划是一年，1914年夏到欧洲后，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仅在伦敦及近郊参观了几所学校，就取道西伯利亚回国。这次考察虽因战事影响任务只完成了一半，但是，对民国初年的教育改革、特别是教学方法方面的改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回国后俞子夷纠集志同道合的教育界人士，先在苏州、后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开展小学教育改革试验，将他们在美考察所获得的新观念、新方法用之于实践，试行设计教学法、道尔顿制。不几年时间，全国各地到“南高附小参观人络绎不绝。杭州女师附小教师分批轮流，住在校内，作长期参观，后成惯例。”（注：董远骞、施毓英编：《俞子夷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92页。）20世纪二三十年代风行于我国教育界的设计教学法、道尔顿制以及如火如荼的各种改革实验活动的兴起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而俞子夷一行的赴美教育考察及回国后的活动起到了前驱先路的作用。 民国初年江苏省教育会欧美教育考察团的派遣，其意义不仅在于推动了国内对教学方法改革的重视和教育实验活动的蓬勃开展；更重要的是重新开启了由于政体更迭和战乱而暂时中断了的中外教育交流；而且，它把考察重点放在欧美国家这一事实本身，在辛亥革命后中国教育面临重新选择“效法”榜样的历史转换时期，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 由江苏省教育会开的这个头，很快得到全国各省区、各民间教育组织社团的回应；另一方面，尽管战乱频繁、主政者屡易其人，而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从总体上说，也能予以积极支持。下面是1912年至1937年期间中国官方和民间派出的较重要的教育考察人员的有关情况统计。 二、中国官方和民间派出的教育考察人员活动分析 根据上面并不完全的统计资料，我们可以对1912年至1937年期间出访的教育考察人员的特点、考察内容和实际影响作一些初步的分析。 表1 中国官方和民间派出的教育考察人员举概（1912年～1937年）
资料来源：《教育公报》、《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董远赛、施毓英编：《俞子夷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许汉三编：《黄炎培年谱》，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中华职业教育社编：《黄炎培教育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国现代教育大事记》，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年；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丁致聘编：《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记事》，国立编译馆1934年。 第一，考察的国家以欧美国家为主，美国成为首选。在上述20批（次）出访人员中，有12批（次）是赴欧美各国考察，其中赴美国的有9批（次），而赴日本的仅5批（次）。这种状况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政府和民间大量教育考察人员涌向东邻日本形成鲜明的对照。出国教育考察人员的出访重点由日本而转向欧美、特别是美国，与这一时期留学生潮流的嬗变一样，既受国际、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所制约，也由中国教育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所规定。从国际、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看，辛亥革命后，中国人心目中的日本形象与美国形象发生了重大的“转换”。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到辛亥革命前的十五、六年间，中国人曾经忍辱负重向邻国日本学习，并通过日本学习西方。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日本的成功得力于教育，中国学习日本最大的好处是两国“政教相同，习俗相近”。日本方面，甲午战争之后虽然攫取了巨额赔款，但还未能马上转化为巨大的国力，面对欧美国家的联合反对，还不敢也不能贸然单独霸占中国。所以有“清国保全论”之提出，高唱“中日合作”，派遣教习，吸引留学生，声称要帮助中国实现近代化。中国人向日本学习了十几年，但是，“先生”从未停止对“学生”的侵略。辛亥革命后，这种侵略野心日益暴露，直至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所有这些行径，理所当然地激起中国人心理上的仇恨。同时，辛亥革命后，民国建立，实现了国体的变更，尽管中间经历了袁世凯的复辟帝制，但民主共和观念已深入一般知识分子心里。原来所谓的“政教相同”中的“国体”相同，已不复存在；而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所喊出的“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更使“政教相同”中的尊奉孔子一条也失去了存在的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