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后，形形色色的外国人飘洋过海，源源不断地来到中国这块充满神秘色彩的东方大地，用异域的眼光打量着这块陌生的国土及生活在此间的芸芸众生。无论是外交官、传教士、学者，还是商人、旅行者和记者，他们都从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身份阅历，不同的期待和预设出发，以各自独特的视角观察和思考这个遥远东方的国家和人民，写下了大量关于中国的著述，留下了有关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生活和民族性格等方方面面的观感、评论和研究文字。这些文字不可避免地带有居高临下的战胜者的姿态，带有西方文化优越的种族歧视和阴暗心理，但其中也不乏认真客观的体察、富有同情的感慨和明智的见识，尤其是作为“局外人”的身份，其审视的眼光确有身在其中的国人习焉不察的独到之处，好似一面历史的镜子，为我们提供了更好、更深入地反观认识自我的“异域形象”。本文将着重阐述晚清时期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教育，尤其是对传统教育的评析，以期从另一个视域领略和考量晚清教育的改革和变迁。 一、亟待改革的传统教育 晚清既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终结，又是近代社会的伊始。西力东侵、西学东渐下的晚清教育犹如一位垂暮的老人，步入“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衰境，具有几千年辉煌和悠久历史的中华文明和教育，此时正陷入“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下的困惑，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封建教育体制已是百孔千疮，弊病丛生，官学衰败，士风日下，科场积弊。尽管封建统治者仍在作种种起死回生的努力，但“药方只贩古时丹”的思维定势，在新的形势、新的变数面前尤显得不自量力和徒劳无功。此时的传统教育，曾作为古老文明象征和文化辐射源的中国传统教育，理所当然地被纳入到来华外国人的视野，对其现状的观察和未来命运的揣测，成为他们关心的重要问题。 整体而言，尽管由17、18世纪来华耶稣会士带回的“中国热”余风，仍残余一些浪漫的想象和美好的向往，但当19世纪中叶，这些西人身临其境踏上这块神奇的土地时，他们对中国传统教育的评价基本是负面和消极的。他们对当时中国教育的方方面面，从观念到制度，从内容到方法，从士大夫到儒家经典，都进行了批判和抨击。 （一）功利主义的教育价值观 千百年来形成的中国传统教育观，其生命力是十分持久和顽强的，在晚清弃旧图新的教育现代化进程中，这些观念仍牢牢地占据着人们的头脑，阻碍着新教育前进的道路。这突出表现为教育价值观上的功利主义和人才观、知识观方面的守旧崇古、唯书唯上。 自儒家创始人孔子提出“学而优则仕”后，在历朝历代统治者的提倡和科举取士制度的一再强化下，“读书做官”、“光宗耀祖”的世俗观念与“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的理想主义牢牢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世代读书人毕生追求的人生目标和价值取向。初来乍到的外国人对这一现象常常会感到不可理解，然而他们最终都会明白其中的奥秘所在。翻开当时任何一本有关晚清教育的记述，都会发现他们对这种状况的描述和评论。英国传教士麦高温评论道：“中国人笃信教育。不论是高官或是平民，是富人或是穷人，他们对教育的看法都是绝对一致的。而且，如果不是因为家里太穷或是因为父母没有足够的威慑力迫使孩子去学习的话，孩子们是必须要去上学的。人们不必对这种观点的一致性感到奇怪，因为受教育是通向由政府给予荣誉与金钱的正统之路，而且它也是使得驰骋于年青人头脑中的狂热野心得以最后实现的一种方式。在西方，一个人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成为杰出的一员或获得显赫的社会地位，如国会议员，或者在某个政府部门中提任主管，而这些职位都能使他在公众面前得以抛头露面。但在中国，这些途径狭窄得只剩下一条，即从学校教室里走出来的一条路。”[1](P96)美国传教士何天爵也认为：“西方人读书不一定是为了做官，而所有那些东方的莘莘学子们孜孜矻矻，皓首穷经追求学问的明确目的，就是为了做官。他们视做官为梦寐以求的终生职业。”[2](P168) 应该看到，在这种价值观导向下，一方面刺激和推动了中国教育的发展，形成了重教尚学的社会氛围和历史传统。但另一方面，功利主义浸透了教育制度的整个肌体，学校成为科举的婢女，知识作为求取功名的敲门砖，对世俗利益的追求代替了对知识本身的信仰和探求。正是在这种教育价值观的驱动下，国人的人才观和知识观严重畸形。读书人成为考试和书本的奴隶，思想依附，灵魂萎缩，唯圣贤是从，唯经典是从。由于“功名”是判断人才的唯一标准，于是，狂热地追逐“功名”便成为所有读书人的终身奋斗目标。正如一些外国人所看到的：“试问除了中国，还有哪一个国家，我们能找到祖孙几代在同一天同一考场上猎取同样的功名？试问又有哪一个国家，能找到一个年过八十高龄的老公公，经过几十年不屈不挠的努力，而最后终于获得他人垂涎三尺的功名呢？”[3](P22)同样，由于儒家经典是获取功名的不二法门，于是，判定知识是否有用的标准便不是社会所需，而是考什么，怎么考。《纽约时报》曾这样评论，中国读书人“阅读的经典著作是孔夫子时代创作的，世界历史或人类思想、智慧的发展史，以及所有事物发展和学问的来源之一切最本质的东西，就在那个时刻停顿下来。从那以后，华人就一直在不断地咀嚼着那几块干骨头，并且，如果有任何其他知识的小舟敢于向他们靠近的话，他们就会咆哮不止”[4](P91)。该报还一针见血地指出：“把人的知识来源限定在这些古代经典大师们的身上，是大清国教育制度最大的弊端。”[4](P90)尽管这些评论有失偏激和刻薄，但确也切中时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