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启蒙运动所确立的“理性”和“主体性”，经过康德主体性哲学、黑格尔“绝对理性”的强化，在现代科技发达的社会，人依靠科学征服自然、征服人类自身，人成为新的上帝。“理性”和“主体性”也因此成为现代性的两个核心品质。现代性作为现代社会人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态度，它“以理性为基础，以人的主体的自由为标志”[1](p.26)。现代性作为一个新时代的一种普遍态度，“是与当代的现实相联系的模式，一种由特定人们所做的志愿的选择，一种思想和感觉的方式，也就是一种行为和举止的方式”[2](p.430)，它具有普遍性，渗透在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打上现代社会的烙印。 一、实证理性的僭越和价值理性的迷失 理性在西方文明中源远流长。古希腊哲学在“逻各斯”、“理念”等概念所展现出来的对世界的普遍认识和对世界秩序的把握，就体现了理性的精神。近代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确立了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牢牢奠定了实证思维的基础，从而成为理性主义哲学的标志性命题。发生在18世纪，席卷欧洲的启蒙运动，就是以理性启蒙愚昧，反对宗教教条，破除迷信，展现人类理性光辉的一场运动。启蒙运动所展现的理性精神是全面的、普遍的理性。一方面，它包括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人权、正义、理想等形而上学的理念，理性的发展给人生以意义。另一方面，这种普遍的理性还包含有对实证科学的向往和追求，相信人类借助于科技的进步，可以带给人类的幸福。启蒙思想家受牛顿科学成就的启示，相信人类在自然科学中找到了理性的典范，相信自然科学的方法是人类获取真理的普遍方法。人们对科学充满着幻想，科学既是知识合理性的典范，也是推动人类进步的工具。人类自豪地发现，从自己心灵中闪射出来的理性光芒普照万物，使人类成为世界的真正造物主，没有人怀疑理性至高无上的意义。人们对自然科学的乐观和迷信，把它推到带领人们进入“尘世天堂”的新的上帝的位置，使它成为一种新的宗教。人类对科学的片面、盲目乐观的推崇，为现代性的发展埋下了祸根。 启蒙运动以后，经典物理学的成功，使得实证主义泛滥。实证主义认识事物的方式、方法日益泛化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取代了形而上学的生活方式，折断了启蒙运动的完整理性的另一支翅膀。科学盛行，对形而上学的哲学提出了威胁和挑战。“科学（物理学）到处受到顶礼膜拜，而在许多国家，哲学则被排挤到大学系统中一个越来越小的角落”[3](p.12)。对此，一些哲学家放弃了哲学对人生意义的追问，跟随自然科学，重新界定他们的研究。胡塞尔指出了当时的情况，所有严肃的科学，包括哲学，只有一种共同的认识方法，这就是物理学的实证主义方法，“对哲学的所有拯救都依赖于这一点，即：哲学把精密科学作为方法楷模，首先把数学和数学的自然科学作为方法的楷模”[4](p.25)。 然而科学在给人们带来高度发达的物质财富的同时，并没有构筑一个理想的尘世天堂，20世纪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频繁发生的战争和冲突，人类对自然界的掠夺、破坏，自然罗对人类的报复，使理性从积极转化为消极，成为统治人、束缚人的力量，理性自身陷入了困境和危机。可见，“现代性的历史轨迹是从人类的解放走向了自我奴役。”[4](p.134)人类在现代性中陷入了深深的危机。 危机是如何发生的？在胡塞尔看来，危机的发生不在于启蒙运动所提倡的理性本身，理性本身是全面的，而在于理性的外部形式之中，“即在它对自然主义与客观主义的偏执之中”[5](p.174)，使理性变成了单一的实证理性、科学理性。虽然西方有理性主义的传统，但完全剥离人文理性，是发生在科学高度发达的19世纪后期。在19世纪后半叶，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繁荣”。这种独特现象意味着，现代人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探问整个人生有无意义”。所以，胡塞尔认为，欧洲科学的危机，根本上是人性的危机，“只见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6](p.5)，生命不再具有人文性，不再具有意义，成为无情感、无人性的“机器”。 在科学理性的僭越中，现代人成为只有“理性”而无“人性”的专家，成为了技术的工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现代性把科学理性作为惟一的理性，甚至代替了人性，导致了理性自身的危机，人的生命的完整性日益丧失，人的精神世界、价值理性缺失了。至此，启蒙精神走向了反面，走向了启蒙的自我毁灭。正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指出：“那个旨在征服自然和把理性从神话镣铐下解放出来的启蒙运动，由于其自身内在的逻辑而走到了它的反面，成为新的神话。启蒙运动走向自杀的道路，而完全受到启蒙的世界却充满着巨大的不幸”[7](p.26)。他们认为，随着现代性的发展，实证理性的僭越，“把理性从形而上学转化为工具理性的合理性”，启蒙精神中蕴涵的理想主义的色彩，成为一种与实证主义强调的理性相同的“科学理性”。 正是在科学理性的霸权下，人们日益关注现实的世界、物质的生产和消费，而以关注入的心灵、信仰和人生意义为己任的人文精神日益萎缩。在教育上，表现为科学教育的盛行，人文教育的衰落。教育成为传授科学知识，教授技术、技能，发展人的理性能力的“唯理性教育”，而丧失了对人自身的关怀。科学理性的僭越，破坏了理性发展的全面性，使人丧失了自由，出现了精神的空虚，成为无“个性”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