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我国的《考试法》

      一年一度的高考以及种类纷繁的各级考试，如自考、研考、职称考、等级证书考等等，越来越多地渗入人们的生活，考试化生存已成为一种必然，即考试已成为现代社会公民“生存和发展”的重要途径。但是因考试而衍生的种种，如轰动一时的齐玉苓冒名顶替案，都为考试化生存的公平性埋下阴影，如何在“阳光下”考试，是我们不得不深思的课题。国家虽然适时地提出素质教育，虽然在进行着卓有成效的教育改革，如高考改革，但是对于克服因考试而衍生的种种弊端，仍缺乏较好的措施。关于如何“公平、公开、公正”地考试，我们对之也不敢妄作断言，而是认为应首先对考试与教育进行理性之分析！

      提及教育，则离不开“考试”。有教育，便会有测评；有测评，便会有考试。自有教育以来，或自从学校出现以来，就必定有测评成效的一定方法，考试也就应运而生。或者说，考试伴随着人类教育的产生而产生，它也必然随着人类社会及教育的发展而发展，以至发展成一种制度建构。在世界教育史上，被公认为最早的考试制度便是我国的科举制度。因而，教育离不开考试，考试是教育这个整体的组成部分，是教育过程的基本环节，取缔考试的教育不成其为教育。我国的教育实践也证明这一点，如“文革”期间，废除了考试制度，搞所谓的推荐入学，结果导致了教学质量的严重下滑，也使我国的人才结构出现断层，我国的经济也陷入了长期的停滞状态。

      关于教育理论界所形成的“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区别，尽管皆与考试相关，但我们认为主要是鉴于考试态度的区分。所以我们较为倾向这样一个观点：考试是一切教育的共性，而非“应试教育”的独有成分，不能说“素质教育”也需要考试，就说它与“应试教育”没有区别；也不能因为“素质教育”吸收了“应试教育”的某些合理成分，就说它包容了整个“应试教育”。不管应试教育也好，素质教育也罢，都不能否认考试是作为教育组成的合理性之存在。当然，考试作为制度建构历经多年，作为制度文明设计之存在必有其合理性，但是考试制度方面的立法却近乎缺席，有关考试的纠纷也经常因缺乏可诉性得不到合理的、合法的救济。无救济则无权利，无权利也无所谓法治的建构。这也使得这种制度文明设计不甚完美。

      在当今走向权利时代的今天，在我国逐步迈向法治国家的今天，却留下考试无法法制化的缺漏似乎不妥。也正是鉴于此，我们呼吁：建构我国的《考试法》。

      一、从考试自身来看

      虽然《世界人权宣言》和《反对教育歧视公约》等一系列文件都宣称并强调人人皆具有受教育的权利，但不容否认的是这些文件亦都承认一定的差别教育，即强调高等教育“应根据成绩对一切人平等开放”。“根据成绩”这一前提要件便表明了差别性的存在。测定成绩，考试则是重要的手段，或者说测评离不开考试。从考试自身来看，考试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形成性考试，一种是选拔性考试。形成性考试具有很强的客观教育性，选拔性考试着眼点在于选拔，在于竞争。故从功能上言，考试既是素质养成的评价工具，又是社会公平选拔人才的手段。具体而言，形成性考试在实体上是反映的社会化功能，即使人成功地成为社会角色——从价值、信仰、语言、知识等方面为社会所接受，使人成为社会的人。选拔性考试反映的是一种筛选功能，可以称之为是社会人才的筛选装置或者是过滤器。我们认为，考试制度的真正的良性运行，便意味着功能之间形成或保持某种均衡的关系格局。究竟何谓均衡？均衡是不是意味着各功能之间在位置上必然的平等呢？……这些问题的解决非三言两语便能作答的，我们只有笼统地作以归纳。”

      我们认为，各功能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也是必然地存在着冲突和张力，这些冲突和张力在适当之位置保持和谐方能构成一定的合理格局。毋庸置疑，这种格局的形成是一定的经济、政治结构所决定的，并受之影响的。我国的小农经济，以及较为封闭的政治体制，加上几千年的考试文化以及几乎根深蒂固的“学而优则仕”之观念，使得选拔功能极度膨胀，选拔功能的膨胀或者说张力的延伸，而且外在环境更加强了这一局面，也致使其他功能的相应萎缩，形成了一种畸形的功能关系格局，也决定了我国传统教育模式一定程度的畸形化。有学者分析我国应试教育之症结，认为：“教育所发挥的选拔功能过度扩张，其他功能受到压抑，教育各功能之间的张力和冲突超出一定范围，致使教育功能关系格局失调，出现教育的整体功能扭曲和窄化。”[1]便是这个道理。显然，这种畸形的格局是与我国当前社会发展背道而驰、格格不入的。有选拔，就有竞争。单就考试的选拔功能而言，选拔性考试实际上便是一种优胜劣汰的残酷竞争，从这个意义上言，毋宁说选拔，不如言考试之竞争性更为确切。既然是竞争，必根据一定竞争的内容、要求、规则来决定人的行为之取向，市场经济要求平等、公平等本质，势必要求竞争应以公平面目出现，竞争公平性之实现，无非是要求竞争的内容、要求、规则等方面体现或符合公正、公开、公平等原则。众所周知，我国的考试制度体现出来的更多的是，考试组织管理的神秘性，或者说，我国的考试制度长期以来存在着缺乏应有的开放性的弊端。又因为“许多所谓的事实问题都是价值问题。”[2]可以说竞争的公平性，也是在一定国情下的公平，即市民对这一事实问题作以价值看待及评判。在西方人眼中，价值的多样化方显公平、公正，对竞争这一实体而言，竞争的原点越多越好。而在我国这种看法似乎缺少市场，在我国亦或是在东方人而言，在考试竞争方面的心理趋向是竞争的原点越少越好，同一路线、同一价值观、统一标准的竞争方为公平，所以考试制度更多的体现出统一考试的局势。

      在我国，考试制度更多的体现着政府行为，包括畸形的功能关系格局的形成，亦有着政府的强力推动。故这种局面的改观，亦须政府的调控机能，而且这种局面已经到了不得不改观的地步——所谓攻克“最后的堡垒”。从竞争原点而言，统一之标准，更需法律的确定，这在一定程度上，亦带有民族性的色彩！对考试作统一立法，可以适应客观形势，成为扭转功能关系扭曲和窄化的强化剂，使之渗透在人们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里，积淀在人们的深层结构中的观念得以彻底改观，利于使竞争之原点统一化，利于提高教育的质量，实现竞争的公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