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07)03-0005-10 一、当代教育文化责任问题研究的背景 当前对文化的高度关注，是由于当代社会发展全球化特征的出现，尽管社会学者眼中的全球化不尽相同：全球化是现代性世界性扩张的根本后果之一[1]；从意识形态层面看，全球化的主导性涵义是欧洲启蒙运动产生了对理性和道德观念的普遍认同，第二种含义是指不同文化感受性的相互切近[2] (P129—130)；全球化主要指人类的活动突破了地域和民族国家的局限，形成了全球广泛的交往和联系[3] (P27)。社会发展的全球化使政治、经济、文化紧密相连，对文化的高度关注意味着文化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对文化的关注离不开教育，因为教育是文化形成和反作用于社会生活的中介点。教育的文化问题成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体现在各国纷纷推出文化教育政策和教育措施。我国自从1995年原国家教委召开“文化素质教育评点工作会议”以来，各高校陆续开设“文化素质课”；2006年底，教育部又决定在中小学开设中华传统文化礼仪课程，从我国学校教育改革的调整不难看出当前文化教育的迫切性。今天的美国教育正处在一个保守时期，主导教育改革的保守主义政府把经济效率下降、失业、贫困以及国际竞争力丧失等造成美国经济、文化正在衰落的主要原因的责任推向学校教育，在教育政策上出现了一个明显的重塑共同文化观的趋势，强调“西方传统”、家教、英语，支持标准化国家课程，反对多元文化主义[4]。从美国当前右倾保守政府的教育政策看到，美国政府正把重大现实问题的社会责任赋予教育的文化使命。 学界当前对教育的文化问题研究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基于社会发展的背景分析教育中的文化问题。樊浩基于社会伦理的理想理论模型指出，教育对经济的过度趋附，与社会的过度亲和，在文化上的过度异化，构成当代中国教育的文化矛盾，其根源在于：当代教育迷失自我，市场经济的功利原则导致“教育祛魅”，教育对文化传统的过度批判和过度反叛[5]。2.在教育系统内审视中国教育的文化使命。叶澜认为，文化在教育中的功能应提升，它将是形成学生对周围世界和自己的一个积极而理智的、富有情感和探索、创造意识的态度和作用方式，是开发学生生命潜能的一种力量[6]。3.对教育或教育学发展的文化问题进行思考。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教育现代化发展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国际化与本土化问题。代表性的观点有：教育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受政治经济的制约，不可能实现全球一体化，但教育又有育人的自身规律，其系统共性的东西是可以通过国际化来借鉴和学习的[3]；教育学活动反映出一个民族的全部文化特征，民族的文化传统是教育学的根，因此，教育学不是普遍性、没有文化和民族界限、成果可世界共享的科学。只有立足于“本土生长”这样内源性的发展之路，才有希望建立一种逐步超越西方文化霸权主义逻辑的新的双向交流机制，从而打破后殖民时代一种不平等的文化交流关系，进而建立能够真正代表我们自己民族特性的教育学[7]。4.全球化背景下教育负有的国家文化安全责任问题。国家的文化安全是国家主权的一个重要部分，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强势文化对我国民族生活经验和文化价值的侵扰，文化帝国主义通过各种文化输出诋毁我们的国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文化分裂主义和各种不健康的价值观念解构我们的民族认同和价值观念，由此，学校教育负有的国家文化安全的使命在于培养青少年国家的文化认同[8]。 学界当前关于教育的文化问题的讨论，一方面使我们认识到，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凸显出来，教育负有的文化使命越来越艰巨，而我国关于文化教育的政策、理论研究、实践措施都还有不尽完善之处。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研究是一项脱离生活情境的抽象思维工作，因此以时代教育和文化的显性关系为背景，以学科制的思维方式来关注文化问题，易从社会生活现象中发现教育的文化功能缺失，但也使从“局域”中作出的对问题的回应很难落实到国家的政策层面和实践层面。因而，我们试图从经济形态变迁中的教育文化功能、教育的文化价值取向与国家意志的关系来看待当代教育的文化问题，并提出当代我国的教育应有的文化责任及思想保证。 二、当代教育的文化问题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 建设和谐社会，必须发展和谐文化，因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它体现着国家的政治意志，反映着人们现实的生活价值观念。文化的意识形态性质，使文化的建设必然决定于社会的经济形态，然而作为伴随社会生产实践产生的精神活动，它又有其自身的发生发展规律。当前，对在作为制度层面文化的教育中出现的文化问题，我们应以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形态对教育的要求及其在这种要求影响下文化系统(包括教育)功能的失范来讨论。 文化的定义尽管说法不一，但都同意“凡是超越本能的，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都属于文化”[9] (绪论，P3)，在学术研究领域一般都使用“专注于精神创造活动及其结果”的观念形态的狭义文化概念，主要地包含知识(包括经验)、价值规范和艺术三个方面的内容[10] (P7)。文化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产生和发展而形成和发展，一个民族的文化是民族社会生活延续和发展的精神纽带和动力，民族性和时代性是文化的核心特征。教育几乎和文化同时产生，作为制度层面的文化，教育通过促使文化的形成、文化观念的传递、人才的培养使文化反作用于政治、经济，成为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中介。经济形态规定着教育的社会职能，从而使不同社会的教育有着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文化(包括教育)因而受社会经济形态的制约，不同的社会形态中的教育有着不同的文化取向。 (一)教育文化功能的历史变迁 农业社会的生产技术含量低，手工生产劳动过程本身就是劳动再生产的最好学校，社会实在无求于教育为之进行专门的劳动力培养与训练[11] (P100—101)。社会需要教育承担的只是既存不平等生产关系以及相应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职能。最初参与教育的只是王公贵胄，作为统治阶级，他们的子孙承袭优越经济地位与政治地位所必需的一套文化，这套文化或者完全不含生产知识，或者即便含有与生产有关的知识，也只是被作为政治统治能力的基础[12] (P59)。后来，随着生产力逐步的发展及文明程度的逐渐提高，教育的对象扩展到劳动阶层子弟，教育担负起“庶民教化”的任务，目的是使被统治阶层子弟认同现存社会结构，遵守现存社会秩序，其所教内容依然与生产没有多少联系。中国古代的教育“道”“器”疏离[13]，除了极强的伦理、政治的“人文教化”功能外，实用工具技术理性及知识在教学内容中几乎不占什么地位；在西方，“曾经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欧洲贵族从文法或古典教育中获得的实用知识，实际上比新兴资产阶级甚至比劳工阶层子弟所获的实用知识都要少”[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