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04)01-0005-09 学习苏联教育经验，是我国教育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阶段。虽然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以后，中国教育界就开始批判苏联教育，但是苏联教育思想和教育模式已经在我国扎下了根，至今还有深刻的影响。因此研究这段历史，对于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苏联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1.确立全面学习苏联的方针 苏联教育思想传入中国，可以追溯到五四运动之前。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带来了希望。早期马克主义者在介绍俄国革命时，也把苏俄的教育思想和经验介绍到中国。但是很快就被美国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所淹没，特别是1919年杜威来华以后，中国教育界只听到实用主义教育一种声音。苏联教育思想在中国的大量传播是在解放战争的后期，在东北新解放区开始的。 1948年秋季，东北和华北大部分地区获得解放，全国解放指日可待。新的形势要求解放区的教育，既要考虑到解放战争继续发展中对各种干部的需要，也要考虑到全国解放以后经济恢复和建设所需要的大批干部。东北行政委员会和华北解放区召开各种教育会议，重点讨论中等教育的正规化和东北解放区高等教育改造问题。东北解放区最先开始向苏联学习。 由于历史的原因，旅大地区居住着许多苏联人，并在那里办起了苏联中学。1948年10月，中国的旅顺中学就开始和苏联中学建立经常联系，着手学习苏联教育经验。当时主要是从学习苏联的教学方法和五级记分的成绩考核方法入手，改变过去的填鸭式教学法。继而双方合作，学习苏联的教育内容、思想教育、学校管理及教育理论。为此，旅顺中学还专门成立了苏联教育研究小组。 1948年9月，东北行政委员会召开第四次教育会议，明确提出了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口号。1949年12月5日，时任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长的董纯才曾在《东北教育》上发表文章：《学习苏联，改造我们的教育》。在董纯才的直接领导下，从1949年到1951年，《东北教育》共组织发表苏联教育经验文章89篇，介绍研究新教材的文章53篇，东北教育社翻译出版了苏联教育理论书籍，包括岗察洛夫的《教育原理》、凯洛夫的《教育学》，以及《五级分和它的用法》等。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还组织力量，以苏联十年制中学的自然科学各科教科书为蓝本，编写中学教科书，从初中一、二年级开始逐步施用。与此同时，培养了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先进典型，并组织这些典型到各地传播经验[1](P17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确立了“一边倒”向苏联学习的方针。1949年10月5日，刘少奇在中苏友好协会成立大会上指出：“我们要建国，同样也必须‘以俄为师’，学习苏联人民的建国经验”；“苏联有许多世界上所没有的完全新的科学知识，我们只有从苏联才能学到这些科学知识。例如：经济学、银行学、财政学、商业学、教育学等等”[2](P4)。1949年12月23日至31日，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建设新教育要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的经验，特别要借助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2](P8)从而掀起了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高潮。 为什么新中国教育建设要“以俄为师”？这是有历史原因的。 首先，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是革命的第一步，将来还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苏联是世界上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唯一的国家。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展开的，并取得了胜利，走苏联的道路，无疑是中国的选择。同时，两个国家都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指导，意识形态是一致的。教育是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苏联教育是以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为指导，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教育。新中国的教育是新民主主义教育，从思想体系来讲是属于社会主义范畴，它与苏联教育在意识形态上和发展方向上是一致的。新中国的教育自然应以苏为师。 其次，苏联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特别苏联建国不久就战胜了强大的法西斯，取得了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胜利，受到世界的瞩目，也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敬仰。苏联所走过的社会主义道路和模式，自然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建设的榜样。苏联教育在改造旧教育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在建设社会主义教育方面已有一整套成熟的理论和制度，借鉴苏联教育的经验自然被认为中国改造旧教育和建设新教育的捷径。 再次，当时美国等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实行对我国的封锁。迫使中国只能“一边倒”，在政治上和苏联结成联盟，在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建设方面当然也要更多地依靠苏联的帮助。 2.向苏联教育学习的主要渠道和方式 向苏联教育学习是通过几种渠道进行的。 通过翻译苏联教育的理论著作和教材。上文已经谈到，东北解放区早在建国前夕就已经翻译了许多苏联的教育理论书籍和教科书。建国以后翻译的论著更多。1949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节译的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1948年版）的第二十一章《国民教育制度》；继而又连续发表了第十二章《劳动教育》、第一章第五节《教育学是科学》等。接着，1950年12月和1951年2月，由沈颖、南致善等翻译的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1948年版，上下册）由新华书店出版，1951年12月又由南致善、陈侠共同修订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再版发行，该书后面还增列了俄华名词对照表。其发行量之大是空前的。笔者手头的一部注明是“1953年4月上海十六版”，全国发行量之大可见一般。其他被翻译成中文的，比较重要和有影响的教育理论著作还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