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我国德育模式研究述评

——兼论我国德育模式研究的几个问题

作 者:

作者简介:
甘剑梅(1971-),女,四川内江人。现为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生,扬州大学师范学院讲师。南京师范大学教科院,江苏 南京 210097

原文出处:
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科版

内容提要:

本文对近十年来我国德育模式的研究状况进行了概要性的评述,主要涉及我国对西方德育理论与模式的研究以及我国本土性的德育模式建构与研究,并对我国德育模式研究中存在的价值模糊性、经验化与研究主体的制度性分裂等几个问题作了初步的澄清与阐释。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04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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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 G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96(2003)04-0028-07

      近十年来,我国各级学校兴起了德育模式研究的热潮。在实践领域,由于德育模式的策略化与操作化诉求比较靠近经验实践,易于给教师提供恰切的教育指导,因此,很快在我国学校实践中得到较大的回应,成为许多学校及教师进行德育研究的形式和方向,很多教师与学校都试图构建有自己特色的德育模式,由此,“德育模式”作为一种独特的教育话语与教育存在,已成为当前我国道德教育研究中不能忽视的一个研究对象,对它的理论与实践探究已成为道德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域。总结近十年来的研究状况,反思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形成的根源,是促进我国德育模式研究走向深入的必要理论准备。

      一、对西方德育理论与模式的译介研究(注:在本文的讨论中,笔者将德育理论视为德育模式研究的一个部分。虽然从微观的意义看,模式是理论探究中的一种策略,它是理论的一种派生,但从宏观的意义上看,德育模式又包括了理论,只是模式强调的是结构化的理论。笔者认为从宏观的意义理解模式研究,更能深刻全面地认识模式研究的状况。)

      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道德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在经历了文革十年的颠覆性解构之后,开始了艰难的重建,这种重建是在深刻反省传统与学习西方的历程中开始的。引进西方的教育研究理论是教育重建的一个重要策略,在理论十分贫乏的道德教育研究领域更是如此。在这样的背景下,介绍西方的道德教育理论及其模式也成为我国道德教育重建的一个重要内容。从总体上看,我国教育学界对西方德育模式理论的引进,主要表现为两种不同类型的引进性研究,一是翻译型引进,二是研究型引介。

      (一)翻译型引进

      我国对西方德育理论的翻译与介绍,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如1981年李伯黍就在《教育研究》第4期上发表文章,对在当代西方影响最大的柯尔伯格的道德教育观点进行了初步的介绍与评述,1984年傅统先、陆有铨翻译出版了皮亚杰的《儿童的道德判断》一书。这些成果主要是基于心理学视角的介绍,它开启了我国道德教育研究对心理学的关注,注意到道德教育的心理学基础,同时也开启了我国新的德育研究方法,即用实证的方法研究道德教育,为我国道德教育研究学术水平的提升提供了理论准备与方法论启示。在此之前,我国理论界对德育工作的理解主要局限于非学术化的、非理论性的层面,用常识性的甚至是政治意识形态的观点解释学校的德育工作,而这种翻译性的研究,对于改变这种常识化的、政治化的德育观念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1989年傅维利等翻译出版了由美国学者哈什等编著的《道德教育模式》一书,该书的出版,使我们对当代流行于美国学校的德育理论与模式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同时也使德育模式”或“道德教育模式”一词在我国的德育理论中开始流行,也是德育模式作为一种理论术语进入我国德育理论研究领域的开端。90年代后,随着与西方德育理论界文化交流的日益广泛与深入,更多理论流派的专著或相关研究被翻译出版。如魏贤超主译出版了20世纪国际德育理论名著文库,其中包括英国彼得斯的《道德发展和道德教育》和美国柯尔伯格的《道德教育的哲学》等。刘冰等人翻译出版了美国品格教育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托马斯·里克纳撰著的《美式家庭——品质教育家长对策》与《美式课堂——品质教育学校方略》《海南出版社,2001)。南京师范大学的杨韶刚和郭本禹又主编出版了道德教育心理学译丛,包括《道德发展的理论》和《道德领域中的教育》等。这些译著的出版使我们在一个更宽阔的视野中,对西方德育理论研究中的最新成果有了更为全面与深入的了解,为我国德育理论与实践研究构筑了丰富的理论平台,大大缩短了我们自身的理论探索历程。

      翻译性引进工作的理论意义是巨大而深刻的,它不仅改变了传统的对德育模式的片面理解,从而拓宽了学校德育的价值内涵,最大特点是打开了一个新的理论视野,为我们从新的意义上认识德育模式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在引用西方的德育理论时,我们认识到德育模式有丰富的理论内涵,而不仅仅是一种行为方式,一种教育的操作行为。我们可以这样概括德育模式在概念理解上的理论变化:除了从政治性的理解变成学术性的理解之外,另一重要的变化就是从行为性的概念变成理论性的概念。从当时的翻译性研究的成果中,我们得以用全新的理论语言思考德育模式问题,从而得到了对德育模式更为学术性和多样化的理解。在当时,对于一般教育工作者而言,德育模式还是一个相当实践化的概念,只要一提到模式二个字,就会用“操作”、“行动”和“实践”等概念加以诠释,然而,从西方德育理论研究的视野来说,德育模式早已是一个学术性概念,对于德育模式的研究是限定在非常学术化的理论领域进行的。因此,当这些学者把西方的理论成果带进中国的学术界时,无疑产生了一个具有震憾性的思想冲击。由此可见,通过对西方德育模式的介绍性研究,为中国德育理论的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理论视野。

      (二)研究型引介

      随着对西方德育理论的全方位了解,90年代德育理论界开始了对西方德育理论与模式的系统研究,使对西方式德育模式研究由纯粹翻译性引进转向研究性引进,这时,我国对西方德育模式的研究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一时期的研究之所以不同于前一时期的研究,主要表现为不是单纯的介绍,更不是作为一个权威去介绍。而是把西方的德育模式理论作为一个研究对象去看待,同时,研究者也开始以自己的学术立场独立地去审视西方的德育模式理论,从而使德育模式研究形成了多样化和具有丰富性的研究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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