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378(2009)05-0090-07 早期中德教育关系的发展是渐进的、缓慢的，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关系在鸦片战争后更多地表现在德国教育的对华影响上。这是晚清社会的国情使然，也是近代德国强势文化对外输出的必然结果。目前教育学界基本将德国对华教育影响肇始时间界定在1871年普法战争之后的19世纪七八十年代①。之前的中德文化关系、特别是教育接触，已有学者关注到。如陈洪捷在其论著中不但提及了《职方外纪》②这本书，而且说到了“亚勒玛尼亚”(德国)的名字[1]136。但《职方外纪》的教育研究价值以及在早期中德文化交流史上的学术地位，还需要进行更深入研究。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力度很大，成果颇丰，并且集中的热点是晚清帝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思潮。这一时期的中德文化史、特别是两国的教育关系还需要作进一步探讨[2]6-7。事实上，德国教育对华产生影响与早期中国对德国教育的认识是分不开的，换言之，近代国人对德国教育的认识、直至借鉴学习，非一朝一夕可以定夺，必有其了解、抉择的一个过程。同期迅速崛起的普鲁士国正在以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极富远见的教育改革措施，赢得德意志乃至整个欧洲的强国地位，成为18世纪欧美各国的教育“榜样”[3]236。在“开眼看世界”的鸦片战争时期，经世派的代表人物林则徐、徐继畲、魏源等有识之士已经通过最新的西方著作，将德国的史地、教育等相关知识在《四洲志》、《瀛寰志略》、《海国图志》等书中介绍于世人。因此，研究普法战争前的早期中德教育关系，应对这些传世力作进行周密细致的教育文化考察。本文以《海国图志》为中心，通过探究该书的成书脉络以及考辨、分析魏源辑录的德国教育文献，对早期中德教育关系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以进一步引起学界关注近代德国的教育发展状况及其对华影响，广泛发掘更多更新的史料，推进国别教育交流史的深入研究。 一、《海国图志》对以前东西方记述德国教育文献的承袭与发展 (一)《海国图志》与《四洲志》、《瀛寰志略》 魏源在《海国图志》卷首序言中，明确指出该书的资料来源有三：“一据前两广总督林尚书所译西夷之《四洲志》，再据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及近日夷图、夷语。”[4]2可以说，《海国图志》首先依据的是林则徐编译的《四洲志》。魏源将《四洲志》的译文按类全部辑入《海国图志》。这样，《四洲志》真正公之于世，产生社会影响，是通过《海国图志》这部著作。 《海国图志》第二个重要的资料来源是中国的史志类典籍。其中对魏源影响最大的是《瀛寰志略》。魏源在《海国图志》60卷(1847年)增补到100卷(1852年)的过程中，参考引用此书达33处之多，共约4万字，占《瀛寰志略》的1/4篇幅。 以上二书成为魏源编纂《海国图志》最重要的资料来源与史实依据。这样，探究《海国图志》在早期中德教育关系中的研究价值，应首先就此二书对于德国教育的记述进行一番细致的考察。 《四洲志》成书于1841年，是中国近代介绍各国概况最早的著作之一，“是中国比较确切和系统地了解介绍西方的开端”[5]47。该书对德国的记述不多，内容限于普鲁士国的历史、军事、人口等方面，但其中一段关于德国近代兵制的文字展现了德国作为一个西方新兴军事强国的雄姿。 政事，设贺官四人。每会议，各国之贺官俱集于耶麻尼(Germany，笔者注)。兵三等，一曰士丹定阿弥，一曰兰威阿，一曰兰士瑞。其兰士端之兵，惟护卫都城，不出征，未悉其数目。其士丹定阿弥之兵，额设驻防兵万有七千九百，步兵八万二千九百三十有八，骑兵万九千六百四十七，炮手万有三千五百，共十四万一千有奇。年三十以上为一班，年四十以上为一班。兰威阿之兵，以二十二万七千为一班，十八万为一班，共兵五十万有奇。故墨兰领麦之人，充伍者居十之二[6]105。 这段记述与《瀛寰志略》、《海国图志》、《普法战纪》等相关文献一起，为阐释近代德国以军事教育兴国的富强之路，以及晚清政府以此为摹本掀起的大规模的师德军事教育浪潮，提供了珍贵的理论依据。 《四洲志》问世后7年，由徐继畲编著的《瀛寰志略》出版。此后的半个世纪里，它“一直是中国人了解世界地理的最受器重的著作”[7]248。同《四洲志》一样，《瀛寰志略》也对德国作了介绍。所不同的是，从章节篇幅及内容上，《瀛寰志略》带给我们德国方面的信息，远比《四洲志》充实、丰富得多。特别是书中提供了关于德国文化教育的珍贵史料，使其在中德教育关系史上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德国被安排于《瀛寰志略》的卷四、卷五。卷四首先介绍了以往书籍中出现并沿用过的有关“日耳曼”及“普鲁士”的名称，为我们全面认识德国提供了详实的资料。卷五继而分述了普鲁士国及日耳曼列国的情况。值得关注的是，此卷记录了近代德国文化教育发展的情况。在“普鲁士国”中，特别对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实行的著名军事改革及文教措施进行了记载：“王乃增修国政，劝农工，设学馆，惠商旅，由是百姓亲附，邻国之民，皆喁喁慕义，遂为西土显国。其国大势分东西两土。其八部，有在日耳曼界内者，有侵割他国得之者。其制民，及岁者，工入肆，秀入学，否则罚其父母。年二十以上男丁，皆入伍学艺，三年放归。每岁秋，操阅赏罚之，故其国兵多而强。额兵计十六万五千，内宿卫一万八千，骑兵一万九千，炮手一万五千七百，步兵十万四千，别有民壮三十五万九千二百。举国尚西教……”[8]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