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美国教育的研究代表了我国比较教育的较高水平，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1]相关研究论文数以万计，研究热点和重点主要集中在教育管理、高等教育[2]、教育质量和教育政策、基础教育、教育改革内容、教育心理学进展、教师教育、教育技术等领域[3]，对美国教育研究地位的探讨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地位演变方面的专门研究更不多见。每一事物都有其发生、运行与演进的历程。本文基于生成论的视角，探讨美国教育研究所经历的4次大的地位演变，以及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来的阶段性特征。我国教育学在20世纪曾有过“伪科学”之称，而今在双一流大学建设背景下，也出现综合性大学撤并教育学学科的个案，[4]教育研究地位不高一直困扰着我国教育学者。分析教育研究在美国的地位演变历程与特征，期望能为提高我国教育研究地位提供有益启示。 一、审视美国教育研究的地位演变 尽管美国教育研究在当今国际教育研究领域内地位显赫，但它在美国历史上也曾经是一个“声名不好的术语”。[5]为整体把握教育研究在美国的地位，不仅要从历时态的角度纵向追踪教育研究在美国历史上的地位演变历程，还要从共时态的角度横向审视教育研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阶段性特征。 (一)质疑与歧视：投错母胎的“婴儿” 美国教育研究起初被称为Pedagogy，登不了学术研究领域的大雅之堂，早期教育学者和教育研究备受质疑。教育研究学科化历程始于南北战争后，但经过半个多世纪之后，到1920年，人们还普遍认为教育研究问题如山，几乎像是一个投错母胎的“婴儿”[6]，其科学性还只是“建基在没有比意见更强的基础之上”[7]。霍尔(Granville S.Hall)、詹姆斯(William James)、桑代克(Edward L.Thorndike)、格塞尔(Arnold Gesell)等早期探索教育研究的心理学家都声明自己在理论以及实践上和教育学的距离。其他学科或专业的学者也质疑教师学院(Teacher College)究竟有没有存在的必要[8]，并刻意和教育研究保持距离。大学也知道设置教育学科或教育学系，会降低全校学术标准，却也只得宽容，因为外界有教育研究的要求。[9]整体来看，由于受到教师职业女性化、教育制度科层化、教育研究科学性不够和实践指导性不强等因素的综合影响，这一时期的教育学者和教育研究地位低下，遭到各种歧视，出现教师的社会声望低、教育科学的地位边缘化、教育理论与实践脱节等诸多问题。 在19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之间，随着大量新移民的涌入和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美国社会转型期的新兴职业需要受过教育的劳动力，要求工人具有一定读、写、算基本知识和技能。基础教育随之发展，学校教育(Schooling)成为19世纪流行的主题[10]。教师学校(Teachers' Institute)演变成师范学院(Normal Schools)而得到发展巩固，如何培养教师成为教育研究重点。美国教师逐渐成为专业化和女性化的职业，这种教师职业的女性特征持续影响至今，以致“100多年来，美国的大部分教师都是女性。”[11]女教师一开始就被认为智力不高、缺乏学术能力，教师成为嘲笑和同情的对象，也使得女教师开启了为自己争取权利的漫长斗争历程。[12]向现代大学转化中的研究型大学尽管并不看好教育学科，也将新兴的教育研究纳入其学术建制之中，并开始为基础教育提供教师培训，以抢占不断发展的教育市场，提高大学的教育领导力和社会声望。20世纪早期，美国600余所学院和大学，有超过300所提供教育类课程。[13]经过众多知名学者的努力，教育研究在这些系、学院和大学里挣得了一席之地。但最初的培训机构、学校管理者与教师之间，以及后来的大学与各教育机构之间出现的层级制度，使“传统美国社会里的教师从未享有过多少声望和地位”，[14]给教育研究带来了持续的负面影响。 此外，“发展一门‘教育科学’的价值和效用从一开始就一直受到怀疑”[15]。以杜威(John Dewey)为代表的实验主义取向和以桑代克、贾德(Charles H.Judd)为代表的科学主义取向的学者为提高教育研究科学化水平展开了长期激烈的争论。杜威等人坚信教育研究是一种自由而统一的“教育科学”，将教育研究置于哲学基础之上[16]，并与心理学、神经学、社会科学等建立紧密联系；通过理性的哲学演绎和对其他基础学科的借鉴，衍生出教育基本原则，并应用到具体教育情境中，以“实验”方式进行检验和修正；强调大学不同学科的学者、学校督导、中小学教师和家长对教育研究的共同参与和合作；倡导进步主义教育(Progressive Education)，衍生出一大批“实验学校”(Laboratory School)。而桑代克和贾德则认为哲学讨论只能带来混乱并阻碍教育研究的发展，他们坚持科学主义的价值取向，掀起了“教育科学化运动”。随着霍尔的儿童研究运动、桑代克的教育测量运动和贾德的学校调查运动的开展，大学教授与督学联合在一起将科学、量化、实证方法引入学校管理。[17]两种取向的教育研究与美国教育协会(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提出的《中等教育的基本原则》以及众多公共教育改革运动相结合，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美国初等和中等教育的转型以及城市学校系统的组织变革。
